【连载第五期《国学经典鉴往圣》】
【编者按】亲爱的读者朋友：从这一期开始我们拟连载国学文化学习并研究者巴·钢普力布（道空）先生的关于国学的研究成果。本连载拟从第一章第一节13部“经类类”关于《周易》及其作者开始，并关于《周易》作者之一的伏羲、《周易》作者之一的周文王、《周易》作者之一的孔子及其作品《周易》本身入手，分别对三位作者生平进行比较系统的介绍，其后就道空先生对此赏鉴进行大体的一个荐介。客观地讲，我相信中国之大，在这方面的研究指定有超越道空先生的研究范围及其层级（我想善良公允的道空先生不会介意），但道空先生的这个研究我觉得颇为系统、颇为规则、颇为仔细、颇为认真，即使现有与史实的出入之处在所难免，但在绝对意义面前，我们都是相对的执行者，故本人以为颇值一读。道空先生历经穿插耗时23年之久的研究、整理、撰写、捣饬、维缮，从整体文本来看，先生下足了功夫，全赴了精神，耗费了心力，我纵横观察基本上做到了对历史对读者的全勤负责。这种做学问的深耕功夫乃至治学精神与态度模式值得我们学习，至少值得我虔诚地学习。
为了开篇见益，我们拟将巴·钢普力布（道空）先生的这套著作的“自序”列为开篇读物，这样大家阅读起全套12部关于《经典国学鉴往圣》可能会更加明白这套书全部内容的来龙去脉。本连载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国学温习学习的长途跋涉，同时也是一次难得的交流互补机会，牢而握之，必获大得。并真情希望读者能从其中领略到国学的风采与精华。
编者：初科汝
【接第二期】
第一节《国学经典鉴往圣·自序》
我为往圣立
——自序《经典国学鉴往圣·第一部》
巴•钢普力布
品读弟子文，芽生良多慨然：首先感谢禅觉的抬举与鼓励，其次感谢他的心细陈结之劳，再次感谢他对华夏文化诚恳的敬重态度。但平心而论，如果把我非得和“师”扯上关系，我至多算作小师，原因很简单：我离大师还有十万八千里。惟抱大愿：写铺天盖地字，做无声无息人。
公元1985年那年，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好的想法，那就是：写一部关于国学方面的书。这个想法是我在初任党委办公室主任之时。那时节，刚刚而立：值人生体性最旺之时，值人性刚骨最烈之际，值求知欲望最盛之刻——每每凌晨伴星月，夜夜几乎丑不眠。精力澎天，事业如日，纳识如虎，声名鹊起不说，所谓的华彩文章央省地县四级媒体，铺天盖地，沸沸扬扬不亦乐乎。所以，那个非常好的想法，三搁四拖，加上岁月过于不经抗，一晃就是七年滞止。
直到1992年，冷不丁几声山雀鸣柳，也一并唤醒了沉睡的我，那个活滴溜溜的想法，不易记忆又颇难忘却的想法再次萌动，重新回防。记得那是个曾经鸿基几时的粮食部门眼瞅着就要分崩离析之时的前夜，我终于再一次握紧尊贵的椽笔，挥毫墨纸于泛篇巨制，才有了这一套《经典国学鉴往圣》12部书的成型问世。初衷很简单，也很高贵，那就是想让国人在不久的将来迎接即将复活的国学回归热，写这么一部书，好让那些在崇敬中求念优秀传统文化的人们多一个可以翻阅的古哲依据，好让人们更加明白或更多的知道：什么是国学？每一部经典国学的作者是谁？每一部经典国学都写了一些什么，又分别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完成的等等。
《经典国学鉴往圣》是一套完整的国学方面的类似于工具方面的书籍，是一个固化的国学体系丛集，全套育书12部。这一套十二部书收录了315部国学经典里所谓的作者即古哲先贤几百位，其中有14位（孔子门下有的均为无名氏不便列入）。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金刚经》后秦鸠摩罗什、《楞严经》唐代般剌密帝、《无量寿经》三国魏康僧铠、《肇论》东晋僧肇、《法苑珠林》唐代道世、《童蒙止观》隋代智顗、《弘明集》梁代僧祐、《祖堂集》五代静筠禅僧、《五灯会元》宋代普济，他们这些大德高僧译制的都是印度佛经，换言之，属印度文化而非中国文化，所以不可以正儿八经嵌入国学序列。之所以写入这套书籍，是因为这些书籍尽管是外来文化，但却已然中国化了，故。如果说佛学是国学的组成部分，也只能是唐代六组慧能的《坛经》作数，其余都是外来文化，可以敬重，却不可以视为国学。收录这些人物，通常情况下，都是按照书名记号以及作者著述出场顺序而对作者进行罗列排序的，如逢或缺作者的典籍，只写“佚名”或“暂略”即是。该套书籍《经典国学鉴往圣》有一些共性特例，需要进一步说明，以予读者增诠解惑之便：
第一，作者重复罗列。譬如《周易》与《诗经》，这两部经典的作者均有孔子参与，但编著者并未舍弃某一部的作者介绍，而是采取了选角度、定本位、叠复介、强化读者记忆方法，给予了概念似乎重复却又别具角度的介绍。
第二,关于蒙古秘史。《蒙古秘史》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之历程的历史典籍，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它从1240年成书至今，已越阅七百六十多年沧桑。由于原作者失传记笔，今天本人在撰著这样一套史典时意将两位臣工人士记录烁牍，为的是弘扬之弘扬：其一，这部书以比较重要的身份进入我国文学史，有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史学者不能不提，他就是新中国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郑振铎先生。郑振铎先生将《蒙古秘史》引入国家文学序列、并其后又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辛劳，功垂青史，世代不可却忘。他在三十年代写作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在文学史著中对此书进行认真的论列，该书第五十一章谈论元代散文时，认为《元秘史》即《蒙古秘史》为最可注意的伟大的白话文作品，其“天真自然的叙述，不知要高出恹恹无生气的古文多少倍！我们如果拿《元史太祖本纪》等叙同一的事迹的几段来对读，便立刻可以看出这浑朴天真的白话文是如何地漂亮而且能够真实地传达出这游牧的蒙古人的本色来了”；其二，另一位就是最早译注者余大钧先生。余先生生于1936年，卒于2006年，浙江宁波人，蒙元史专家，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三，关于咸集史书的作者问题。关于史书咸集作者问题，是这部《经典国学鉴往圣》突出的一个问题。因为，就拿《旧唐书》为例：唐朝历代修有实录。自唐初以来便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以吴兢、韦述所撰最为有名。吴兢撰成《唐书》六十五卷（一说九十八卷），韦述又补遗续缺，撰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续作。但武宗实录不全，以后历朝实录没有修成，史事缺略。后梁、后唐两代都曾下令广泛征集唐史资料，事实未果。后晋时，贾纬以所搜集的遗文和故旧传说等，编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即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他挑选文士，拟订了完整而庞大的搜集资料和编写工作的计划。写作是在唐国史的基础上，利用当时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缀补而成。赵莹即从两个方面着手组织编纂：其一，根据史馆所缺史料，奏请下诏购求唐武宗会昌元年至唐昭宗天祐元年“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事、史馆日历、制诏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其二，与张昭远一道制定了完整的修史计划，并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祐元年，“为转年长历一道，以凭编述诸帝本纪”。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官，“以凭纂叙列传”。太常礼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职方、秘书省等部门“备录”、“条列”各相关材料，以凭撰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经籍等志。两年以后，赵莹出任晋昌军节度使，离史任，未竟其业。关于唐代前期的历史，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编写的《唐书》130卷以及唐高祖到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记述较为完整。一般认为，五代纷乱之时，唐代遗闻往事，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这部唐史援据较少，而其前半则“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在研究新、旧《唐书》的论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学者赵翼的说法：“《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同时，在肯定《新唐书》“增旧书处”时，也引用赵翼在另一处所说：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请注意赵翼下面的这一说法：“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 据此，更有人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较《旧唐书·经籍志》增多可见。此皆晋修《旧唐书》时所未能见者也”。实际上《旧唐书》的编纂者、原撰者、加之被参阅之史件的原著者，先后有24人献稿和参与，譬如：刘煦、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柳芳、贾纬、赵莹、张昭远、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棁、郑受益、李为先、王彦威、蒋乂、凌璠、南卓、薛璠、刘肃、李肇、林恩等。当然，这样的定论拢盖是否确切正规，这也仅仅是力布一家之言，尚待智识专家学者确权认同。
第四，关于存续学术争议问题。关于存续学术争议的话题，不是本著作者应该承担澄清的事项，故，不入重思慎撰之列。譬如：《穆天子传》学者姚际恒以为《穆天子传》为伪书（清学者姚际恒1647－约1715）。现在看来，姚际恒的观点有其可参考之处，因为这个人初为贡生，折节读书，涉猎百家，泛滥词章，经纶满腹，然后尽弃之，改专精经学。屏绝人事，专心治经，历十四年而成《九经通论》。于诸经皆有论说，认为《古文尚书》亦为伪，所列之证据，与阎若璩不谋而合，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攻击图氏之说，又与际恒争辨，但始终不易其说。又著《庸言录》，杂论以史、理学、诸子，末附《古今伪书考》。辨经、史、子三类伪书六十九种，真书杂以伪者十种；非伪书而作者伪者七种；书非伪而书名伪者二种；未能定其著书之人者四种。其前人辩论精确有价值者，悉载于前，以期征信，使千百疑案昭然。指《周易》十翼为伪书，认为周、程、张、朱，皆出于禅。治学注重从多方考证，不盲目信古，多发前人所未发。为清初最勇于疑古者，有论其考驳伪古文当不在阎若璩（读音：qú ，字义：1.玉环。2.姓）之下。也有谓其未免好为异论。另著有《尚书通论》、《礼经通论》、《诗经通论》、《好古堂书目》等。而且法国学者沙畹甚至以为穆天子并非周穆王,而是指秦穆公。这位伊曼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公元1865年至公元1918年)，被弟子伯希和(Paul Pelliot、即在敦煌石窟带走大量文书的人)推许为“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是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汉学家。专门研究中国历史。那么，这些观点究竟对不对，尚待后人进一步探明勘探。
第五，史载与考果之出入。在考果出入这个问题上《唐六典》比较典型。据史载，最初唐玄宗召集陆坚命为监修，说《唐六典》有十四人之多参与了纂修编撰。本书著编者巴·钢普力布经过多方阅史查资，将监修、主撰算在内，前后有二十二位官员学人参与了《唐六典》的编纂工作，非十四人。为了给读者呈现一个比较完整的创作群体，《经典国学鉴往圣》尽量拾故拣遗，冰土掘珍，将那些沉睡的腕们一个个唤醒，然后再将他们引渡到光明，好与今人一同分享中华文化的无与伦比。
第六，关于作者重复问题。在我研究的整个315部国学经典著作中，有少部分作者我想是：由于学识宽泛、精力沛然、上峰器睐抑或其它缘由，故时有跨书籍以著之象。这就难免形成那部著作在作者介绍上的重名问题。而这套《经典国学鉴往圣》作者，本着介绍内容的避熟就陌、个别叠合、重点涵盖、尽力错致、强化促纳的原则，给予了所谓的反复介绍。譬如圣人孔子：《周易》、《尚书》、《诗经》，三部名典均有孔老圣人参与，也值得照亹（读音：wěi、mén，此处读作第一个音，字义：1.水缓慢流动，无止无休，譬如：清流亹。2.形容孜孜不倦）以荐，不可慵惰略缩。
第七，关于一书多著者问题。一书多著在奔套315部经典里面，不是孤立存在。譬如《晋书》。《晋书》的作者涉及了22位，这22位依次按照古藉原排顺序相列：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拟订修史体例：敬播（注：没有流传下来。）；其他16人：令狐德棻、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李怀俨、李世民等。也就是说：包括唐太宗李世民在内也于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有题“御撰”之说；再如《唐六典》。最初，唐玄宗召集陆坚命为监修，史载《唐六典》有十四人之多参与了纂修编撰。实际上经过多方查资，将监修算在内前后有二十二位官员学人及其官员、学人参与了《唐六典》的编纂工作；《旧唐书》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编纂者连同分章撰写者，加之参考过的作者所著，前后有如是了得。有鉴于此，巴·钢普力布（道空）为了给读者呈现一个比较完整的古贤创作群体，《经典国学鉴往圣》尽量拾故拣遗，冰土掘珍，史海沉钓，将那些沉睡的“腕们”唤醒，将他们引渡到光明，与今人一同分享华夏文化的快感与幸福。
第八，关于作品作者的认定问题。周知，因为年深日久，不少的作品就作者问题真的就成了问题。那么，待考的、存疑的、需要进一步确认的等等诸多情况。如何来解决这些事？本套12部丛书编著者基本上是采用两种态度：一是严格遵循史载；二是实在缺乏史载就近靠拢传说以记，总以为，那怕是先前给予读者一些启发，也总比空缺要良知的多。譬如：东汉时期《太平经》的作者，本书中已经载入作者两名，一是东汉时期的于吉，另一位也是东汉时期的道家名人宫崇。但其二人均未有足实的史载佐证。故，尽管本著中言之昭昭，却更需要谦虚就范，有待进一步考证，以给予读者更加严谨隙密的阅读记忆与研究的逻辑依据。
第九，《晚清文选》编者问题。尚需特别提及一下的是乃是：所有采选的著作中《晚清文选》属于年代最近作品，他是近现代郑振铎先贤——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训诂家，民进先驱所编。
第十，关于弟子评价。至于说弟子禅觉对巴子的评价，我明白，那是一种善意的鼓励。谢过。而我既非国学大家，亦非文化大学士，更非国学大师，只是喜欢看书学习，也只是喜欢所谓的研究、琢磨撰写一点东西罢了。仅此而已，而已，而已。
本质地讲，巴子只是做了一点点训诂及其编纂之劳动而已，实在谈不上研究。顺便插一句：究竟什么是训诂呢？所谓训诂，就是“解释”的意思，具体指解释古代汉语（文言文）中字词的意义。“训”，文字大师许慎先贤在《说文解字》中有释：“训，说教也”。段玉裁注释：“‘说教’者，说释而教之’”。明代梅膺祚《字汇》中有：“训，释也。如某字释作某义，顺其义以训之”。 用现代汉语说，“训”，就是用通俗的大白话去解释某些古涩文字的字义；“诂”，诂即指用当代的话去解释字的古义，或用普遍通行的话去解释方言的字义，如不聿为笔。“训诂”，也叫“训故”、“诂训”，“故训”“古训”。一般认为，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我以为这个说道亦可。《尔雅》前三篇叫《释诂》、《释言》、《释训》，“训诂”一词就是从这里来的。“训”“诂”二字连用在一起，发端于周末鲁国人毛亨，毛亨注释《诗经》，定书名为《诗故训传》。实际上“训诂”用浅显的话来说，就是解释的意思，即用易懂的语言解释难懂的语言，用现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用普通话来解释方言。而今天所谓”训诂”，往往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个是包含在古代注释和训诂专书中的文献语言学的总称；另一个则是与文字学、音韵学互相并列的以研究语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一个独立的门类。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之学的一个分支。训诂的任务是解释语言，训诂学是研究怎样正确地理解语言、解释语言，也就是讲清楚怎样注释的道理。
《经典国学鉴往圣》第一部，从“经类类”第一章《周易》写起，到“道类类”第二章《太上感应篇》结束。第一章“经类类”十三部经典，第二章“道类类”十部经典，共计二十三部经典，二十三篇经典计参与往圣先贤12位之多。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第一，重复作者不在计名之内。譬如：《周易》三位作者其中就有孔子，而《尚书》的作者也是孔子。这样作者只计算一位不会重叠。再如《周礼》的作者是周公旦，《尔雅》的作者也是周公旦，只计其一，未列其二，以免重复，人数多余；第二，有些著作是群体所做，故作者数量不便计算，是能回避。譬如《论语》，是孔子门人所作，这种情况不好计数，只得回避。但这些先贤中，无论监修，还是亲撰，抑或供资，乃至编著，不同程度地为时下的那部巨著倾奉了体心二力方始成就其书。在此，巴子以个人晚生学子的名义，对先贤们的文劳，鞠躬谢忱！
这套《国学经典鉴往圣》是在巴子一边撰写其他作品一边阅读《马克斯全集》和《列宁全集》（总共5700万字，前后阅读40年）的穿插进行中参考了数以几百部古籍明贤之著撰写而成，说起来很是不容易。但反过头来看，总觉得意犹未甄所著堪忧，生怕有些史实不符而误导了读者，那时节我的罪过可就大了。转念一想，大家既然可以读懂这些文字，就必然具备着纠偏的能力，有劳了老师们！
尖若立锥，必乏衣食之士；齐如编贝，优登廊庙之贤。一部书看你如何去读，也就是说，看你抱着怎样的心态去读——君子可以读出拯救，小人可以读出灾难。
是为序。
作 者
1992年12月20日初稿
1999年11月19日二稿
2009年12月30日再修
2014年12月13日定稿
封笔于太平洋西岸玛嘎德书屋
【上接第四期】
第三节 关于作品《诗经》及其作者：周公旦、尹吉甫、孔子
第一项 关于作品《诗经》
一、 作品概况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 西周初年至 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 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 南陔、 白华、华黍、由康、崇伍、 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大部分资料记载为佚名，又绝大部分来源已经无法考证，相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我们权且以此为有名之作者。《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 风》、《 雅》、《 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 小雅》和《 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 周颂》、《 鲁颂》和《 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 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 孟子、 荀子、 墨子、 庄子、 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二、名称由来
《诗经》约成书于 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 孔子曾多次提及此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司马迁记载的也是这一名称，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 诗三百”。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 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三、产生年代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 甘肃、 山西、 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 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关于《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 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 朱熹认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但均认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诗。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四、创作者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占据诗经的多数部分，如十五国风。
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构成了诗经的另一部分。《尚书》记载，《 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
五、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 生民》、《公刘》、《 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 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正如 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六、传承历史
据说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诗有3000首之多，后来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诗有目无诗）。孔子编纂诗经之后，最早明确记录的传承人，是“ 孔门十哲”、 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他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其传诗。
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 韩婴，合称三家诗。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流传，而今只剩外传10卷。现今流传的诗经，是毛公所撰的毛诗。
七、内容简介
《诗经》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诗经》现存305篇（此外有目无诗的6篇，共311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
第二项 关于作品《诗经》作者
●第一位《诗经》作者：周公旦
周公旦，姓姬，名旦，又称叔旦，朝代：西周，出生地：岐山，生于约公元前1100年，卒年不详，民族：华夏族，是西周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儒学先驱。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因采邑在周，称为周公。代表作有：《诗经》、《尚书》的部分篇目、《周礼》等。
武王建立了周王朝后，过了三年就病死掉了，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旦摄政当国。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子武庚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师，三年后平叛，并将势力扩展至东海。后建立了周洛邑，作为东都。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他是孔子最为敬佩的古代圣贤。主要成就：西周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制礼作乐；经营成周；讨伐叛乱
二、儒学先驱
周公旦，姬姓，氏号为周，爵位为公，名旦，字不详（根据先秦的实际情况，男子不称姓，女子不称氏，故而不能将姓名连读）。出生年月不详，卒年不详，享年大约六十多岁。文王之子，排行第三（学界亦有观点认为是第四子），亦称叔旦，史称周公旦。他在文王时期受封周原，他是第一位周公，其后裔世袭周公之爵称。他是西周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儒学先驱。周文王的第三子（或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母亲是太姒。因采邑在周，称为周公。武王死后，其子成王诵年幼，由他摄政当国。武王死后又平定“三监”叛乱，大行封建，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周公在当时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学界也有观点认为仅仅只有管蔡二人）勾结商纣的儿子武庚禄父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师，三年后平叛，并将势力扩展至海。后建成周洛邑，作为东都。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周书诸篇，被尊为儒学奠基人，孔子最崇敬的古代圣人，《论语》中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三、翦灭殷商
（一）建立丰京
周人本是活动于今陕甘一带以农业见长的部族。太王、王季时开始兴盛。文王断虞、芮之讼，征伐犬戎、密须，巩固了后方，又越过大河，攻克黎国(今山西长治西南)，进攻商王经常打猎的邗(今河南沁阳西北)。灭掉商的同姓国崇之后，在丰水西岸建立了丰京(今陕西长安西北)，以便东进。武王和周公帮助他们的父亲——文王成了西方的共主，奠定了灭掉商朝的基础。
（二）集众誓师
周公殷纣王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西方姬姓势力发展的严重性，他对外征东夷，对内拒谏饰非，醇酒妇人，酒池肉林，把国内政治搞得一片混乱。文王死后，武王即位，以周公为最主要的得力助手，在召公、毕公等帮助下，在盟(孟)津观兵，大会天下诸侯。这是一种进攻前的总演习，也是一种试探。观兵后的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在周公等人的帮助下，统率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渡过盟津。约前1027年二月甲子凌晨，武王在商郊牧野集众誓师，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
（三）牧誓宣言
《牧誓》是周公所作，全文分作两段。第一段痛斥商纣王只听妇人(妲己)的话，不祭祀祖先天地之神;连自己同祖兄弟都不进用，反而重用四方逃亡的罪人，让他们暴虐百姓，导致天怒人怨，招致殷纣王灭亡;第二段申明自己是躬行天罚，宣布作战纪律，鼓励战士勇猛杀敌。
（四）讨伐商纣
武王伐纣纣王发兵抵挡，结果纣军掉转矛头，往回冲杀，纣军溃败。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第二天，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在武王左右，向上天和殷民宣布纣王罪状，正式宣布殷朝灭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为天子。其他人不过负责仪仗、保卫、布置祭天地的用具。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周公的地位仅次于武王，周公把的大钺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五）开仓济民
纣王是死掉了，可是对如何处置殷商遗民和上层贵族的问题，武王一时拿不定主意。他首先问太公望。太公说：“我听说过，爱屋及乌。如果相反，人不值一爱，那么村落里的篱笆、围墙也不必保留”。意思是不光杀掉殷纣，连敌对的殷人也不能保留，而要统统杀掉。周武王不同意。又找来召公商量。召公说：“有罪的杀，没罪的留下”。武王说：“不行”。于是又找来周公。周公说：“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周公这种给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深得武王的赞许。
武王命令召公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和被关押的贵族;修整商容故居，并且设立了标志;让闳夭培高王子比干的坟墓；命令南宫适散发了鹿台的钱财，打开钜桥的粮仓，赈济饥饿的殷民。这一切措施都表明要反殷纣之道而行之,给受殷纣残害的人平反昭雪，大力争取殷人。
四、设立三监
原来商朝直接统治的地方，武王把它分成三部分，邶由纣王之子武庚禄父掌管。卫由蔡叔度掌管，庸由管叔鲜掌管，史称“三监”(也有的说管叔、蔡叔、霍叔称为“三监”。但说霍叔为“三监”之一，《史记》《汉书》等都不载)。管叔的封地在管(今河南郑州一带)，蔡叔的封地在蔡(今河南上蔡一带)。封周公之子伯禽于鲁(今山东曲阜)。封太公望于营丘(今山东昌乐东南部，传六世后迁都至山东临淄北)。封召公奭于燕(今北京西南，一说在北京)。
五、周公辅政
周公灭商归来，在镐京武王同周公谈起在洛水和伊水之间的平原地带建立新都，以便控制东方。由于日夜操劳，武王身染重病，周公虔诚地向祖先太王、王季、文王祈祷。他说：你们的元孙某得了危暴重病，如果你们欠了上天一个孩子，那就让我去代替他。我有仁德，又多才多艺。你们的元孙某不如我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今天我们看来,觉得这种祈祷是好笑的，可是对三千多年前相信天命鬼神的周人来说，那是十分真诚无私的。祈祷以后,武王的病虽然有所好转，但不久还是病故了。武王在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叔旦——周公，并且说这事不须占卜，可以当面决定。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武王死后，太子诵继位，是为成王。成王不过是个十多岁的孩子。面对国家初立，尚未稳固，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复杂形势，成王是绝对应付不了的。
《尚书·大诰》说：“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史记·周本记》也说：“群公惧，穆卜”。武王之死使整个国家失去了重心，形势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才干又有威望的能及时处理问题的人来收拾这种局面，这个责任便落到了周公肩上。周公执政称王，发挥了王的作用。这在当时是自然的事情。古书中有不少周公称王的记载，只是到了汉代，大一统和君权至上局面形成之后，周公称王变成不可思议，于是才有周公是“摄政”“假王”的说法。
文王父亲季历并非长子，他上边有两位哥哥——太伯、仲雍;武王上面也有文王的长子伯邑考。周公以弟弟的资格称王，虽无可厚非，但是他前面还有排行第三的管叔鲜，周公不过是老四。周公称王，管叔有意争权，于是散布流言：“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灭殷后的第三年，前1024年，管叔、蔡叔鼓动起武庚禄父一起叛周。起来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
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如果叛乱不加以克服，周王朝就会面临极大困难，周文王惨淡经营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毁掉。周王室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王室内部也有人对周公称王持怀疑态度。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使周公处境十分困难。他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奭。他说：“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难形势而称王，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朝，否则我无颜回报太王、王季、文王。三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了，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才这么做”。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第二年(前1023年)举行东征，讨伐管、蔡、武庚。事前进行了占卜，发布了《大诰》。
（一）三监叛乱
不久，管叔、蔡叔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并联合东夷部族反叛周朝。周公旦奉成王命，率师东征。经3年的艰苦作战，终于讨平了叛乱，征服了东方诸国，收降了大批商朝贵族，同时斩杀了管叔、武庚，放逐了蔡叔。巩固了周朝的统治(参见周公东征)。
（二）平定叛乱
公元前1022年顺利地讨平了三监的叛乱，杀掉了首恶管叔鲜，擒回并杀掉了北逃的武庚，流放了罪过较轻的蔡叔度。蔡叔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胡“率德驯善”，和他的父亲大不一样。周公听到之后，便提拔他作鲁国卿士，胡把鲁国治理得很好，周公又把胡封到新蔡。
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国家，把飞廉赶到海边杀掉。从此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
武王为了“屏藩周室”，拱卫周王朝,进行了封建。被封的兄弟之国有十五人，姬姓之国有四十人;又向参加牧野之战的诸侯分发了商朝宗庙彝器和宝物。
（三）大行封建
周公想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是战争胜利之后的大问题，武庚和奄国、淮夷的叛乱，表明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须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赖的成员，这和武王分封已经有所不同。周公把弟弟康叔封到原来商王统治的中心地区，以朝歌为都(今河南淇县)，分给他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锖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多是些有某种手工艺专长的氏族。康叔封地不仅面积大，而且统有八师兵力，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
为了使康叔顺利地进行统治，周公先后给康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这在众多受封人中间是绝无仅有的。推测其原因，一则是康叔统治的为殷人腹心地带，问题最尖锐最复杂；二则是周公首先征服的，也是三监反周所据的殷人集中的地方，而战争胜利之后，康叔受封也比较早。《康诰》、《酒诰》、《梓材》可以看作是周公对新征服地区的施政纲领。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的是使殷民在连续两次大动荡之后安定下来，使殷民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但又不是一味迁就，对饮酒成风，不孝不友是毫不客气的。
奄是东方较大的方国，管、蔡散布流言以后，奄君曾对武庚禄父说：“武王已经死了，成王年幼，周公被怀疑，这样天下要乱了，请举事(叛周)”。周公被封到奄，长子伯禽就封，建立鲁国(今山东曲阜)。分给伯禽殷民六族：徐氏、条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这些也都是具有某种专长的手工艺氏族，作为鲁公的奴隶。
薄姑等国也曾参与反周，师尚父——姜太公原被封为齐侯，都营丘(今山东临溜北)。太公是位智勇双全的将领。武王伐纣时他率先冲入敌阵，这次周公东征，他又立下大功，封地相当大。周公让召公封给太公的土地是“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同时还具有专征专伐的特权，“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营丘附近还有许多小国，太公就封时东夷族莱人就和他争地。齐国先后灭掉这些小国，而成为东方大国。
周的同姓召公奭被封到燕，召公长子在平叛之后才就封，建都于蓟(今北京一带)。燕是周王朝东北方的屏障。它的设立可以切断殷商旧族和他的北方同姓孤竹国的联系，又可以和松花江、黑龙江、辽河一带的肃慎族靠近。肃慎原是周的远方属国。近年北京和辽南都发现不少商、周铜器。证实周初的燕确实统治北方广大领土。
周武王伐纣，微子手持祭器来到军门，脱去上衣，露出臂膀，反缚着双手，跪着前行，向武王投降。武王亲自给他解了绑，仍然让他管理当初的封国。三监之乱，微子没有参加。周公平叛之后命他代表殷人后代，奉祀殷的先公先王，立国于宋(今河南商丘)。后来宋成为有名的大国。宋的西面有姒姓杞国(今河南杞县)，西南有妫姓的陈(今河南淮阳)，北面还有一些小国。宋处在诸国包围之中。
除去上述国家之外，周公还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据《苟子·爪效》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良说：“周公弟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可见周公封的大大小小的国家，数不在少。
武王克商只是打击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东征才扫清了它的外围势力。三年的东征灭国尽管有五十个左右，而占领地的巩固和扩大还是在分封同姓之后。东征以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为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
周公东征象疾风骤雨席卷了大河下游，搅动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国一部分逃到江南(今江西)；一部分东夷被赶到淮河流域；嬴姓西迁；楚国逃到丹水流域。这造成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
东征的战斗是残酷而激烈的，《诗经·豳风·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斯。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战士们跟着周公东征，斧子砍出了缺口，纵使饱经战斗的苦楚，能够生还是很幸运的了。东征的战士思念家乡，一旦解甲归田，心中充满了种种遐想，《诗经·豳风·东山》，就是这种心理的生动写照。再也不是内外交困，战斗之前的那种“风雨所飘摇，予唯音噍噍”的局面了。
（四）营建洛邑
东方辽阔疆域的开拓,要求统治重心东移。周公东征班师之后，便着手营建洛邑。建城的主要劳力是“殷顽民”，即殷人当中的上层分子。“顽民”西迁,一则使他们脱离了原来住地，失去了社会影响;二则集中起来，便于看管。为了看管殷顽民，周公曾经派了八师兵力驻守。
洛邑位于伊水和洛水流经的伊洛盆地中心，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南望龙门山，北倚邙山，群山环抱，地势险要。伊、洛、瀍①、涧四水汇流其间。据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顺大河而下，可达殷人故地。顺洛水，可达齐、鲁。南有汝、颍二水，可达徐夷、淮夷。伊、洛盆地确实是建都的好地方。
周公称王的第五年(前1020年)，正式营建成周洛邑。三月初五，召公先来到洛邑，经过占卜，把城址确定在涧水和洛水的交汇处,并进而规划城廓、宗庙、朝、市的具体位置，五月十一日规划成功。第二天，周公来到洛邑，全面视察了新邑规划，重新占卜。卜兆表明瀍水西和涧水东，洛水之滨营建新都大吉。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城方一千七百二十丈，外城方七十里。城内宫殿富丽堂皇，新都叫“新邑”或“新洛邑”;因此地原有鄂邑，北有郏山，故又称“郏郫”。新都为周王所居，又叫“王城”。新邑东郊，瀍水以东殷民住地叫“成周”，意思是成就周道。原来的镐京就称作“宗周”了。
（五）典章礼乐
制礼作乐成周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这里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种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谓“制礼作乐”。为了巩固周的统治，周公先后发布了各种文告，从这里可以窥见周公总结夏殷的统治经验，制定下来的各种政策。周公曾先后给卫康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
《康诰》的目的是安定殷民,全篇内容不外是“明德慎罚”。周文王因为“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才有了天下。殷代“先哲王”也是安民、保民。“明德”的具体内容之一就是“保殷民”。“慎罚”，是依法行事，其中包括殷法的合理成分。刑罚不可滥用，有的案情要考虑五六天，十来天，才能判定。至于杀人越货，“不孝不友”的，要“刑兹无赦”。文告中反复强调“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告诫康叔要勤勉从事，不可贪图安逸。“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能“明德慎罚”才有天命。“明德慎罚”也不是一切照旧，而是参酌殷法，推行周法，使殷人“作新民”。
《酒诰》是针对殷民饮酒成风而发的。酿酒要用去大量粮食，这种饮酒风习在以农业起家的周人看来，简直无法容忍。周公并非完全禁酒，在有祭祀庆典的时候还是可以喝一点。群饮是不行的，不可放过，要通统捉来“以归于周”“予其杀”。“予其杀”是我将要杀，未必杀。所以“归于周”，是不要给殷人以象“小子封刑人杀人”的印象。这同“保民”“安民”是一致的。应该引导殷民去“艺黍稷”即种庄稼，也可“肇牵牛，远服贾”，去经商养父母。殷代先王，从成汤至帝乙都不敢“自暇自逸”，更何况敢聚会饮酒了。至于工匠饮酒，另当别论，不要杀，姑且先进行教育。在政策上区别对待是十分鲜明的。
《梓材》也还是提倡“明德”，反对“后王杀人”。至于民人之间，也不要相残害，相虐待，乃“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上上下下不虐杀而“敬寡”，而“合由以容”，自然会出现安定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要象农民那样勤除草，整地，修整田界水沟;象维修居处那样，勤修垣墙，壁上涂泥,顶上盖草;又如同匠人治器，勤事修斯，再涂上黑漆和红漆。总之，勤用明德、保民，才能“万年惟(为)王”。
三篇贯穿一个基本思想是安定殷民，不给殷民一个虐杀的形象，处罚要慎重，要依法从事。至于改造陋习——酗酒，一是限制，二是引导，三是区别对待。做为统治者，要勤勉从事。
《康诰》、《酒诰》、《梓材》是周公对被征服地区的政治方略，而《多士》是对待迁到洛邑的殷顽民的政策。洛邑建成之后，这批建城的殷顽民如何发落。自是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多士》是周公向殷顽民发布的文告。全文分作两大段。第一段是攻心，让殷顽民服从周人统治。理由是你们这些殷士不好，上天把大命给了我“小邦周”，决不是我“敢弋殷命”“敢求位”。这如同你先祖成汤取代不道的夏桀一样，也是“上帝不保”夏桀。我把你们从“天(大)邑商”迁到西土，不要怨我，我是矜怜你们的，这也是天命所在。第二段内容是宣布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就地安居，有你们的田地，有你们的住宅，“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如果你们能顺从听命，有德，还被任用。上天会可怜你们，否则，你们不但会失去土地，而且我还会把上天的处罚加在你们身上。
对俘虏进行攻心战术，使之自食其力，恩威并施。这是一整套改造政策。周公反复申明的“天命”不是他的创造，而是从远古继承下来的。《墨子·兼爱下》引《禹誓》：“用天之罚”，是禹征三苗时发表的誓词。汤在征服夏桀时誓师词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天”已经不是单纯反映自然力量的神，天神已经干预人间事务。周公在《牧誓》中也提到“恭行天之罚”。对敌人多讲天命的周公,对“天”的观念已经有所发展。“天命”是否转移，怎样才能保住“天命”，取决于有没有“德”，桀纣失掉天命是因为失“德”，周人要保住“天命”则必须有“德”，因此周公在教导周人时就多讲“明德”。“天命”变成可以保持和争取的了。人不再是盲目地服从“天命”，而有了主观努力的可能了，这是积极的。
天子是天的代理人，一方面他具有无上的权威，但不是无条件的，他必须有“德”，不然天命就要转移，因而君主、天子不可以为所欲为的，是有条件、受约束的。纣在灭亡前夕还说“我不是有命在天乎?”周公的思想比他，比殷人要大大前进一步。保住天命的条件之一是“保民”，民的状况不能不成为君主认真考虑的问题。参与建新都的除去殷遗之外，还有“侯、甸、男、邦、伯”，这些多是殷的旧有属国。东都建成，周公除去对殷顽民训诫之外，还对这些“多方”训诫。《多士》强调天革殷命，《多方》则突出殷代夏、周革殷，是由于“不肯戚言于民”“不克明保享于民”，于是成汤用“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周“克堪用德”，天才让周“简畀殷命，尹尔多方”。对“多方”则反复强调“保民”。针对“多方”怀念旧殷，不爱周邦，一方面让他们有田宅;另一方面，如果不听周的号令，则“我乃其大罚殛之”。假如内部和睦,努力种田，“克勤乃事”，天要矜怜你们,我有周还要大大地赏赐。有德者，还可以在王廷作官。为期五年为善，你们仍可以回到本土。
周公在扫平叛乱，营建洛邑之后的问题是，周王朝的长治久安的谋划，也就是“制礼作乐”。这在周公称王的第六年。“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
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宗法制，进一步讲是继承制的确立。由于没有严密的继承制，周公固然可以称“咸王”，管、蔡也可以因争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虑大邦殷的经验教训，何况周公对夏殷历史是了如指掌的。殷代从先妣特祭和兄终弟及的人数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贵的。殷是传弟和传子的并存，曾导致了“九世之乱”。传弟终究还要传子，这本来是生物的规律。传子和传弟有传长、传幼和传贤的矛盾。传弟更有个传弟之子和传兄之子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导致王室纷争，王室纷争又会导致王权衰落，国祚不久。殷代从康丁以后，历经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明显地废除了传弟制而确立了传子制。周在周公之前也没确立嫡长制，继太王的不是泰伯和仲雍，而是季历。武王有兄名伯邑考，文王却以武王姬发为太子。自周公以后，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除去孝王外直到幽王都是传子的，这不是偶然的，这种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应归功于周公。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以后，只有嫡长子有继承权，这样就经法律上免除了支庶兄弟争夺王位，起到稳定和巩固统治阶级秩序的作用。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内容。
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服务于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诸侯对周天子说来是小宗。而这些诸侯在自己封国内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这样组成一个宝塔形结构，它的顶端是周天子。周代大封同姓诸侯，目的之一是要组成这个以血缘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权结构,它比殷代的联盟形式前进了一大步。周代同姓不婚，周天子对异姓诸侯则视为甥舅关系。血缘婚姻关系组成了周人的统治系统。到春秋战国时代暴露了它的弱点，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无疑形成了一种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层次分明的政权机构，一种远较殷人的统治为进步的机构。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这种礼法是隶属关系的外在化。反过来,它又起到巩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维护周天子的统治，谁要是违反了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等的具体规定，便视为非礼、僭越。
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则必以土地国有为前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由此引申出来的“田里不鬻”;土地不许买卖，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给姜太公以专征专伐的特权，那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时代或更早确立而为周公所法定下来的。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为了进一步巩固周朝政权，周公旦还“制礼作乐”，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主要有“畿服”制、“爵谥”制、“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和“乐”制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在殷商时,君位的继承多半是兄终弟及，传位不定。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周公旦还制定子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制度，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有秩序的社会。
周公旦摄政6年，当成王已经长大，他决定还政于成王。在还政前，周公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然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周公旦退位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年老病终前，他叮嘱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洛邑，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不久辞世。
周公旦是西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其在东征过程中实施的团结内部、各个歼敌、军事攻势与政治争取并举的谋略，及先弱后强的作战指导，均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周公一职，历代都是由姬旦世袭下来的。但到了考王时期，由考王的弟弟桓公接任周公一职，被封在河南成周。
注：瀍①，读音：chán，字义：瀍河，水名，在河南，流入洛河。
（六）还政成王
周公制礼作乐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彻底底交给了成王。《尚书·召诰·洛诰》中周公和成王的对话，大概是在举行周公退位，成王视事的仪式上、史官记下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时候，毅然让出了王位，这种无私无畏无上的精神，始终被后代所称颂。然而，周公并没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对他挽留，而他也不断向成王提出告诫，最有名的是《尚书·无逸》。
《无逸》，不要贪图安逸，不错，是周公告诫成王的，就是在今天读起来，我们还觉得它是新鲜的。《无逸》开头就讲，知道种地务农的辛劳，才懂得“小人”（底层人）——农民的隐情与不易。父母辛勤务农，而他们的子弟不知道种地的艰辛，就会贪图安逸乃至妄诞，甚至侮辱他的父母说：“老年人，什么也不懂”。这种不孝的话在当时是决不许讲的。《康诰》中还提到，对不孝不友的人要处以刑罚。作一个最高统治者要知道下边的隐情疾苦，否则就会做出荒诞的事情来。周公接着举了殷代名君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商汤之孙祖甲，不是庄严威惧，勤自约束，“不敢荒宁”，就是久为小人，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鳏寡，他们享国都能长久。
尔后的殷王，生下来就安逸，不知道务农的辛劳，只是贪图享乐，因而他们享国也都不长久。周公接下去又举有周的太王、王季的谦抑谨畏，特别提到文王穿不好的衣服，自奉节俭，参加农业劳动，能“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从早到过午有时连饭都来不及吃，为的是团结万民。他不敢盘桓逸乐游猎，不索取分外的东西，因而享国也比较长久。周公告诫后代，不许放纵“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不能宽容自己说：姑且现在享乐一下，不能象商纣那样迷乱于酒。如果不听，就会变乱先王正法，招致民人的怨恨诅咒。有人告诉说：“小人恨你、骂你”。要说自己有错误，深自省察，不许含怒，不许乱杀无辜，乱罚无罪。不然，相同的怨忿集中到你一个人身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周公所说的深入底层，关心民间疾苦，以“无逸”自警或用来教育后代是对的，但是“逸”与不“逸”往往受阶级条件和生活环境所左右，存在决定意识，在没有外界强大压力的情况下，王室成员“生则逸”是必然的，由“逸”而失国也是必然的。
周公执政三年之后，在丰京养老，不久得了重病，死前说：“我死之后一定葬在成周，示意给天要臣服于成王”。死后葬于文王墓地毕，成王说；“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为臣”。 巴子感敬而育诗曰：周朝初建大分封，成王幼聪靠周公。礼贤下士三吐哺，天下归心百业兴（已收录至《力布新古诗集》第二十八部）。
（七）篡权夺位
西周时期，周武王驾崩，太子成王年纪尚小，关于周公作为叔父如何处理当时朝中政治局面的这一问题， 从春秋时期，一直是众说纷纭。《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称，周公曾“股肱周室，夹辅成王传”；《左传·定公四年》又记，成王在武王之后继位时，“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记·周本纪》也载，由于天下刚刚稳定，成王还在少年时期，“周公……乃摄行政，当国”。从这些可了解周公只是“夹辅”或“相”成 王，“摄（代为）行政”，并没有篡夺王位的意思。《孟子·万章》说得更为详细，“周公尔有天下”。
（八）历史典故
1.周公吐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典出《史记》。周公姬旦派长子伯禽(又称禽父)去管理鲁地，即鲁国是周公姬旦的封国，而鲁国的第一任国君是伯禽，姬旦没有去封国做国君，临行时他告诫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地位已经很高了。可我时刻注意勤奋俭朴，谦诚待士，唯恐失去天下的贤人。希望你到了鲁地，不要因位高而盛气凌人”。据说周公为了见到贤人曾参“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
2.恐惧流言。周公这一成语，说的是两个人：西周时的姬旦与西汉时的王莽(新朝建兴帝)。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第四子，世人惯称“周公”。有圣德，辅其兄武王姬发伐商，平定天下，定了周朝基业。武王病，周公为册文告天，愿以身相代。藏其册于金滕，内容无人得知。后来武王驾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尽心辅佐，将周成王抱于膝上，朝见诸候。当时其庶兄管叔、蔡叔图谋不轨，但忌惮周公，于是在列国间散布流言，说周公欺侮幼主，图谋篡位。久而久之，周成王起疑。周公为避祸辞了相位，避居东国，心怀恐惧。后来有一日，天降大雨，雷电击开金滕，成王见了册文，方辨明忠奸，诛杀了管叔、蔡叔，迎周公重归相位。假设当管叔、蔡叔正四处散布流言诬周公有反叛之心的时候，周公便一病而亡;假设金滕之文始终未被成王所知，那么请问，谁人可以说得清周公姬旦到底是忠是奸？那其后的史书中他岂不就成了奸臣？
王莽，字巨君，是西汉元帝王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汉成帝刘骜的表兄。其人奸诈，依仗外戚专权，阴谋夺取汉家刘姓天下。但他深恐人心不服，于是预先谦虚恭谨、礼贤下士，假行仁义，当时天下人都齐声称颂王莽的圣贤仁义之名。后来王莽终从王太后处逼得传国玉玺，自立为皇帝(建兴帝)。
假设王莽在代汉称帝前就死亡，那谁又会知道他心底的不臣之心?那其后的史书中他岂不就成了一代贤臣，名垂青史了？
3.惩前毖后。周武王姬发死后，他的儿子姬诵继位，称周成王。因成王年龄很小，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便由周公姬旦辅佐，处理政务。周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是野心家，他们很想篡位夺权，但又惧怕周公，于是就合谋陷害周公，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说周公要谋害成王。夺取王位。年幼的成王不断地听到这些流言，对周公就不太信任了。周公本来一心辅佐成王，却遭到诽谤，为了躲避嫌疑，让成王认清事实真相,他便辞离京城镐京，到了洛阳。后来成王明白了事实真相，悔恨自己听信谗言，于是用隆重的礼仪把周公请了回来。
管叔、蔡叔贼心不死，他们与纣王的儿子武庚勾结起来发动叛乱，阴谋夺权。成王命周公率兵镇压叛乱。周公领兵很快就讨伐平定了管叔、蔡叔和武庚发动的反叛。
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就把政权归还给成王,使他亲理国政。成王正式接管朝政那天,前往祖庙祭告祖先。在祭礼仪式上，成王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很有感慨地对文武百官说：“我一定要从以前的惩戒中吸取教训,以防止后患”。
4.周公之礼。古人讲的行周公之礼指的是行房事(也称为做爱、性交)。相传西周初年男女滥情，但是周公发现这样不行，于是规定：男女在结婚前不能随便发生性关系，除非到了结婚当天。后来人们管这个叫“周公之礼”。“周公之礼”通俗指夫妻同房，做爱，发生性关系。“周公之礼”是汉语中关于性关系的一种委婉说法，有点戏谑的意味。
5.周公之梦。周公在儒家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孔子以“吾不复梦见周公矣”之言，隐喻周代礼仪文化的失落。
周公是一个在孔子梦中频频出现的人物，在儒教长期主导文化的中国，周公也就不可避免的直接与梦联系起来，梦，经常被称为“周公之梦”，或“梦见周公”。
（九）历史地位
周公曾提出“敬德保民”，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如《金縢》《无逸》等。周公对易经创作也有贡献。周公受孔子推崇，被儒家尊为圣人。周公思想对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汉代儒家将周公、孔子并称。
（十）周公解梦
周公旦周公解梦，是我们古代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虽难登大雅之堂，但在民间却流传甚广。是后人借周公姬旦之名而著。每个人都要做梦，梦之与人犹灵魂之与人，与之俱来，随之而去，伴随人之一生。只要人的大脑之思维能力还在，梦就会长久不衰。做梦不分贵贱、不分长幼、不分尊卑、不分男女、不分中外，只是梦的内容有所不同而已。梦如同人的身影一般，既司空见惯，又神秘莫测，既虚无飘渺，又真实可见。若说梦是幻觉，然梦中之人物事件，醒后皆历历在目；若说梦是真实之表现，然醒后难找与梦中人物事件完全一致者。有时日有所思，夜即梦之；有时梦中所见，日即遇之。梦之神秘至此，我们的祖先亦早知之，即产生梦文化。
梦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周公解梦》即流传在民间的解梦之书。在术数史上，很难发现解梦之术，列于此，只因梦文化在民间甚为流传，并能从梦中预测吉凶。
古人根据梦的内容不同，把梦分为以下十五类：
1.直梦：即梦见什么就发生什么，梦见谁就见到谁。人的梦都是象征性的，有的含蓄，有的直露，后者就是直梦。如你与朋友好久不见，夜里梦之，白日见之，此直梦也。
2.象梦：即梦意在梦境内容中通过象征手段表现出来。我们所梦到的一切，都是通过象征手法表现的。入梦到登天，其实人是无法登天的，在此，天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如天象征阳刚、尊贵、帝王；地象征阴柔、母亲、生育等等。
3.因梦：由于睡眠时五官的刺激而作的梦。“阴气壮则梦涉大水，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藉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衔发则梦飞”，此即因梦。
4.想梦：想梦是意想所作之梦，是内在精神活动的产物，通常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即想梦也。
5.精梦：由精神状态导致的梦，是凝念注神所作的梦，使近于想梦的一种梦。
6.性梦：是由于人的性情和好恶不同引起的梦。性梦主要不是讲做梦的原因，而是讲做梦者的对梦的态度。
7.人梦：人梦是指同样的梦境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
8.感梦：由于气候因素造成的梦为感梦。即由于外界气候的原因，使人有所感而作之梦。
9.时梦：时乃四时，由于季节因素造成的梦为时梦。“春梦发生，夏梦高明，秋冬梦熟藏，此谓时梦也”。
10.反梦：就是相反的梦，阴极则吉，阳极则凶，谓之反梦。在民间解梦，常有梦中所作与事实相反之说，在历代典籍中，亦多有反梦之记载，成语中亦有黄粱美梦的典故，唐·沈既济《枕中记》，说卢生在梦中享尽了荣华富贵，醒来时，蒸的黄粱米饭尚未熟，只落得一场空。可见反梦在人的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11.籍梦：也就是托梦，此类梦在古代书籍中也有不少记载。人们认为神灵或祖先会通过梦来向我们预告吉凶祸福。
12.寄梦：就是甲的吉凶祸福在乙的梦中出现，乙的吉凶祸福在甲的梦中出现，或者异地感应做同样的梦。寄梦是由于人们之间的感应而形成的梦。
13.转梦：转梦是指梦的内容多变，飘忽不定。
14.病梦病梦是人体病变的梦兆，从中医角度来讲，是由于人体的阴阳五行失调而造成的梦。
15、鬼梦即噩梦，梦境可怕恐怖的梦。鬼梦多是由于睡觉姿势不正确，或由于身体的某些病变而造成的梦。
（十一）文献记载
1.史鲁周公世家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於元龟，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归，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周公喜，开籥，乃见书遇吉。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兹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匮中，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同颖，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于东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
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
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
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称：“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严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惧不敢荒宁，故中宗飨国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劳于外，为与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不敢荒宁，密靖殷国，至于小大无怨，故高宗飨国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久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鳏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多士》称曰：“自汤至于帝乙，无不率祀明德，帝无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纣，诞淫厥佚，不顾天及民之从也。其民皆可诛”。“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飨国五十年”。作此以诫成王。
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
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後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於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襃周公之德也。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2.尚书相关记载
见《尚书》之《周书》相关篇目。
◎《诗经·豳风·破斧》：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3.何尊铭文历史
唯王初壅，宅于成周。 复禀（逢）王礼福，自（躬亲）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4.清华简系年间
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彔子耿。成王屎（践）伐商邑，杀彔子耿，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吾，以御奴且之戎，是秦之先，世作周危（卫）。周室既卑，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
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周惠王立十又七年，赤翟王峁虎起师伐卫，大败卫师于睘，幽侯灭焉。翟遂居卫，卫人乃东涉河，迁于曹，焉立戴公申，公子启方奔齐。戴公卒，齐桓公会诸侯以城楚丘，归（？）公子启方焉，是文公。文公即世，成公即位。翟人或（又）涉河，伐卫于楚丘，卫人自楚丘迁于帝丘。
《周礼》是儒家经典，由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今从其思想内容分析，则说明儒家思想发展到战国后期，融合道、法、阴阳等家思想，与春秋孔子时思想发生极大变化。《周礼》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为上古文化史之宝库。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 ，礼乐文化，不能不提到《周礼》、《仪礼》和《礼记》，即通常所说的“三礼”。《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纲领《周礼》，西汉的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原书当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
《周礼》主目录：《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 、《夏官司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冬官考工记第六》。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周礼》六官的分工大致为：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献中实属罕见。
《周礼》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国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富于哲理。三读之后，令人顿生“治天下如指之掌中”的感觉。
《周礼》作者的立意，并非要实录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要为千秋万世立法则。作者希冀透过此书表达自己对社会、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全书的谋篇布局，无不受此左右。儒家认为，人和社会都不过是自然精神的复制品（人法天的思想解释）。战国时期，阴阳五行思想勃兴，学术界盛行以人法天之风，讲求人与自然的联系，主张社会组织仿效自然法则，因而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周礼》作者正是“以人法天”思想的积极奉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