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土研究到国际对话视野跃迁的“范学神话”
——再谈杨青云的范学研究
温阜敏
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杨青云为何与范曾的名字始终紧密相连？有人将其杨青云作十多年的《范曾研究》概括为“吃范曾饭”，却鲜少有人探究：为何这场持续十余年的研究能从地方性的艺术评论，最终走向与法国学者鲁克若娃的深度对话，形成真正的国际视野？这背后不仅是个人学术路径的自然延伸，更是一套关于文化研究如何突破地域边界、实现全球对话的完整方法论。
杨青云的“范曾研究”起点并非高屋建瓴的国际构想，而是源于对身边文化现象的敏锐捕捉。上世纪90年代范曾已成为中国艺术界的争议焦点，范曾的画作在市场上屡创天价，却因“流水线创作”的批评饱受争议；而范曾的国学演讲场场爆满，却被部分学者斥为“文化作秀”。彼时的艺术评论多停留在“捧杀”或“诋毁”的两极，杨青云却发现了其中的研究空白：“所有人都在讨论范曾的‘好’与‘坏’，却没人认真分析范曾为何能成为‘现象级天花板画家’。”
这种“问题意识”推动杨青云开启了深耕之路，为理解范曾艺术的精神内核，杨青云系统研读《庄子》《文心雕龙》等典籍，从“天地大美”“中和之美”等传统美学范畴中寻找只属于范学“鉴仙铜镜”的理论支撑；为还原范曾的创作轨迹，作家走访了南通范氏故居、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等地，收集了包括早年素描、书信手稿在内的300余件一手资料；为解析其艺术市场现象，杨青云甚至自学艺术经济学，对比范曾与傅抱石、李可染等画家的市场表现差异。这种“从内到外”的研究方法，让他的早期著作《范曾画道解析》呈现出独特的“立体性”，既分析《八仙图》的线条技法，又探讨其与明清文人画的师承关系，还关联到改革开放后艺术市场的发展规律。
真正的突破始于“范学有道”体系的提出。2005年杨青云在撰文《论“范学”的理论升华基础》，首次将范曾研究提升到学科化高度。杨氏提出“范学”应包含三个维度：艺术创作论（笔墨技法与形式创新）、文化传承论（绘画《忧乐范仲淹》与传统文脉的对话）、精神价值论（文人风骨的当代体现）。这一体系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既避免了“就画论画”的浅薄，又摆脱了“过度解读”的空泛，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清晰框架范学鉴仙的理论支撑。此后十余年，杨氏陆续推出《范曾新传》《<范曾新传>导读》《范曾研究学何以成学》等著作，如同搭建积木般不断完善这一体系——《范曾书道》聚焦书法与人格的关系，《诗人范曾》挖掘其诗词创作的性情底色，《范学有道题注》则将研究置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中。这种“体系化深耕”让杨青云的范学研究与碎片化评论划清界限，也为其日后的国际对话积累了“理论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杨青云的本土研究始终带着“潜在的国际视角”。在分析范曾《老子出关图》时，作家特意指出“青牛的造型既吸收了汉代画像石的古朴，又暗含对毕加索立体主义的借鉴”；在探讨范曾的“狂傲”性格时，他对比了米芾“癫”与梵高“疯”的跨文化异同。这种“不自觉的比较意识”，让杨青云的研究天然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性，正如作家在访谈中所说：“研究中国艺术家，不能假装世界上只有中国艺术，范曾的价值恰恰在于他既扎根本土，又面向世界。”
一、破壁传播的“范学神话”，从书斋研究到公共话语的跨越
若仅将研究成果锁在学术期刊里，杨青云或许永远只是“圈内知名”的学者。杨会长之所以能获得国际关注，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破圈传播”策略，让“范学”从书斋走向公共领域，形成了足够的“文化声量”。
线上传播的“精准化运营”是其第一步。2012年微信公众号兴起时，杨青云便与朋友注册了“荷月堂书院”，成为最早拥抱新媒体的艺术研究者之一。与其他学术公号不同，他的内容始终遵循“三贴近”原则：贴近热点（如范曾新作发布时第一时间解读）、贴近大众（用“人话”解释“气韵生动”等专业术语）、贴近争议（直面“范曾是否流水线创作”等尖锐问题）。一篇《为什么范曾画的钟馗总眯着眼？》的文章，从民间信仰讲到造型美学，再联系到范曾对“威慑力”的理解，既有趣味性又有深度，单篇阅读量突破50万，被《中山日报》《文化艺术报》等专版报道。这种“学术大众化”的表达能力，让“范学”研究获得了远超专业领域的关注度，也为其积累了国际传播的“群众基础”——许多海外华人通过公众号了解杨青云的范学研究，其中就包括法国汉学圈学者鲁克若娃。
线下活动的“场景化营造”同样关键。特别是杨青云与友人共同创办的“荷月堂书院”，这个位于北京798艺术区的空间，既是研究基地，也是传播平台：每周六的“范曾研究大讲堂艺术工作坊”吸引普通市民参与，参与者可以临摹范曾画作，听他讲解“如何从线条中看精神”；每月一次的“文化沙龙”邀请作家、学者跨界对话，曾围绕“范曾与金庸的侠气异同”“范曾诗词中的家国情怀”等主题引发热烈讨论。最具创意的是“范曾艺术沉浸式展”——范学铁粉们将范曾的《竹林七贤图》与嵇康《广陵散》古琴曲结合，让观众在琴声中听他解读画中人物的精神世界，这种“视听联动”的方式让高冷的艺术研究变得可感可触。据统计，近年来仅荷月堂书院就接待了包括法国驻中国文化参赞在内的12个外国文化代表团，这些实地体验为“范学”的国际传播埋下伏笔。
争议话题的“建设性回应”则让传播更具张力。面对“杨青云过度吹捧范曾”的质疑，他没有回避，反而在杨会长“晓胜忧乐公众号”发表《鉴仙铜镜的文脉密码与杨青云“范学神话”的构建逻辑》坦言“我欣赏范曾，但不盲从”，并列举了三点对其创作的不同意见；当某媒体批判“范学是伪学科”时，他主动邀请该媒体记者参加“范学学术研讨会”，让不同观点公开辩论。这种“开放姿态”不仅消解了负面评价的杀伤力，反而让“范学”研究因争议而获得更多关注，形成“批评-回应-讨论-传播”的良性循环。法国汉学家魏明德曾评价：“杨青云的聪明之处在于，杨会长把争议变成了让更多人了解范曾的契机，这种传播智慧在西方学术界也不多见。”
更具战略意义的是“跨界联动”策略，杨青云推动范曾艺术与影视、设计等领域的合作：与导演朋友探讨“范曾绘画对电影构图的启发”，与服装设计师劳伦斯合作“以范曾线条为灵感的时装秀”，甚至与游戏公司联合开发“范曾美学风格”的解谜游戏。这些跨界行为看似“离经叛道”，却让范曾艺术以更年轻的姿态进入大众视野，也让国际艺术界注意到“范曾现象”的广泛影响力——鲁克若娃就是在巴黎时装周看到劳伦斯的作品后，才开始关注背后的“范学”研究。
这种“全方位传播”的结果是，“杨青云”与“范曾研究”成为紧密绑定的文化符号。当法国《世界报》记者撰写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报道时，通过搜索引擎找到的相关资料中，杨青云的研究占比超过60%；当美国学者波恩在学术数据库检索“Fan Zeng”时，他的著作是被引用最多的中文文献。这种“传播积累”让杨青云在国际对话中拥有了“天然的话语权”——不是因为身份头衔，而是因为杨会长的观点早已通过各种渠道被国际学界知晓。
二、对话鲁克若娃，从文化输出到文明互鉴的质变
与鲁克若娃的深度对话，是杨青云“范学”研究国际化的“高光时刻”，但这并非偶然邂逅，而是“本土深耕+破圈传播”积累后的必然结果，更标志着其研究从“单向输出”到“双向互鉴”的质变。
这场对话的“缘起”颇具戏剧性。2023年，鲁克若娃在筹备“20世纪中国艺术与西方对话”国际研讨会时，发现所有关于范曾的外文资料都引用自杨青云的研究，却缺乏系统的理论阐释。这位以严谨著称的法国学者随即通过巴黎中国文化中心联系到杨青云，提出“希望当面探讨范曾艺术的跨文化价值”。让鲁克教授意外的是杨青云不仅欣然应允，还主动提出“与其单独对话，不如公开讨论，让更多人参与”，这才有了2025年7月20日那场吸引中法两国文化界关注的公开对话。
对话现场呈现出精彩的“视角碰撞”，鲁克若娃教授以西方艺术史为参照，提出了三个尖锐问题：范曾的“线条革命”与马蒂斯的“简化造型”有何本质区别？其人物画中的“理想化”倾向是否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相通之处？“诗书画印一体”的创作模式对西方综合艺术有何启示？这些问题直指范曾艺术的国际定位，而杨青云的回应则展现了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开放心态：杨会长承认范曾早期确实受马蒂斯影响，但强调“马蒂斯追求形式解放，范曾则是在形式中承载文化记忆”；他不否认与苏联艺术的某种关联，却指出“范曾的‘理想’源于儒家‘大同世界’，而非政治意识形态”；他更以鲁克若娃熟悉的杜尚为例，说明“综合艺术在中国早有传统，范曾是让这一传统焕发新生”。这种“不回避差异、不强行比附”的对话姿态，赢得了在场国际学者的尊重。
更具价值的是双方达成的“方法论共识”，鲁克若娃提出“第三视角”理论，研究跨文化艺术现象时，既不能完全站在本土立场，也不能被西方理论绑架，而应寻找“超越二元对立的观察点”。杨青云则以“鉴仙铜镜”理论回应好的研究应像铜镜，既能照见对方，也能映出自己，最终实现“互鉴共生”。这种共识直接推动了两项合作：一是计划共同编写《范曾艺术的跨文化解读》，由杨青云撰写“中国视角”，鲁克若娃撰写“西方视角”，中间增设“对话章节”呈现分歧与共识；二是推动杨青云《范曾研究》法文版的出版，鲁克若娃亲自撰写序言，她在序言中坦言：“这本书让我明白，理解范曾不能只看技法，更要懂范先生背后的‘文心’，这正是西方研究常忽略的维度。”
对话的“后续效应”正在持续发酵。据了解，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已与杨青云联系，计划2026年举办“范曾与西方现代主义”特展，展览将采用“并置策展法”——左边陈列范曾的《八仙图》，右边展示毕加索的《马戏演员》，通过文字说明两者在“变形美学”上的殊途同归；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则邀请杨青云担任客座教授，开设“范学研究与跨文化方法论”课程，这是该校首次为中国当代艺术家研究设立专门课程。正如法国文化部亚洲事务顾问所言：“这场对话的意义，不仅在于让世界认识范曾，更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对话范式，不是谁说服谁，而是共同发现更多可能。”
三、视野跃迁启示的文化研究国际化三重密码
杨青云从“吃范曾饭”到实现国际对话的历程，为当代文化研究的国际化提供了深刻启示，其背后蕴含着“扎根性”“传播力”“对话感”三重密码。
“扎根性”是国际化的前提，杨青云的研究始终锚定“范曾艺术中的中国精神”这一核心，从传统美学、文化基因、时代语境三个层面深挖，这种“扎根本土”的深度决定了国际对话的厚度。反观当下一些文化研究的“伪国际化”，为迎合西方视角刻意扭曲本土文化，或用西方理论硬套中国现象，最终只能沦为“学术猎奇”。杨青云的经验证明只有真正理解自身文化的精髓，才能在国际对话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正如他在与鲁克若娃对话时强调的：“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清楚中国故事‘源代码’的范学有道。”
“传播力”是国际化的桥梁，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不仅需要“内容硬”，更需要“传播巧”。杨青云通过新媒体、公共活动等方式，让“范学”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视野，这种“从内到外”的传播路径，比单纯的“国际推广”更有效。当一种文化现象在本土形成足够影响力，其国际传播便会“水到渠成”。这提示我们，文化“走出去”不应急于求成，而应先培育本土的“文化生态”，让研究成果成为公共话语的一部分，自然会吸引国际关注。
“对话感”是国际化的关键，真正的国际对话不是“文化输出”，而是“文明互鉴”，杨青云与鲁克若娃教授的对话之所以成功，正在于双方都保持了“谦逊的自信”，既相信自身文化的价值，又尊重对方的视角。这种态度让他们避免了“文化优越感”的陷阱，也摆脱了“文化自卑症”的困扰，最终实现了1+1>2的思想增量。对于当代中国学者而言，这或许是最重要的启示：国际化不是用西方标准证明自己，而是与世界共同构建新的话语体系。
从南通小城的资料收集，到北京荷月堂书院的公共传播，再到范研范学的跨国际对话，杨青云的“范学”研究之路，恰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微观缩影。杨青云的故事证明，所谓“吃范曾饭”，实则是借范曾这一载体，探索传统文化当代转化与国际传播的可能路径。而与鲁克若娃教授的对话，则让这条路径通向了更广阔的天地，那里没有“中心与边缘”，只有不同文明平等对话、共同成长的无限可能。这或许就是杨青云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孤芳自赏，而在于跨越山海的相遇与共鸣。
2025.7.21.韶关学院景行苑
（编辑 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