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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章上的年轮》——致1955年9月27日授衔的先辈

  核心提示: 《勋章上的年轮》 ——致1955年9月27日授衔的先辈 张亮(王涛亮) 七十年前的晨光里, 中南海的梧桐叶正抖落最后一滴秋露, 您们接过缀满星辰的肩章, 把硝烟里淬炼的忠诚, 别进共和国的...


《勋章上的年轮》

——致1955年9月27日授衔的先辈


张亮(王涛亮)


《勋章上的年轮》——致1955年9月27日授衔的先辈

 

七十年前的晨光里,

中南海的梧桐叶正抖落最后一滴秋露,

您们接过缀满星辰的肩章,

把硝烟里淬炼的忠诚,

别进共和国的衣襟

 

那时的勋章还带着体温,

枪声在金属纹路里沉睡。

湘江的水、川康的雪、若尔盖的草地,

都凝成领章上两道金黄的麦穗。  

我们曾在老照片里抚摸过那个清晨,

您们站成笔直的松柏阵列,

周总理的授衔词在礼堂回荡,

像春雷惊醒沉睡的土地,

“授予你们军衔,是为让后人看见:何为脊梁,何为火种!”

七十年,

足够让松柏长成森林,

足够让弹孔化作年轮!

您们把勋章收进盒子里,

却把战壕里的故事种进泥土。  

于是,

麦浪里翻滚着平津战役的号角,

钢厂炉火中跃动着渡江战役的桅杆!

如今,

我们站在您们站过的位置,

看军装绿化作大数据的洪流,  

看刺刀闪光变成卫星的轨迹!  

但每当秋风掠过军号形状的云,  

我仍能听见,

1955年那个清晨,

金属与骨骼碰撞的清响。

父辈啊,

您们把青春铸成界碑,  

却说“这不过是普通士兵的归队。”

当我们在博物馆触摸那几枚泛黄的勋章,

划过的不只是金属凹痕,  

更是二十岁战士掌心的生命线。  

七十年过去,

授衔的礼炮声已融入国歌,

您们教我们的军姿,

已成长为共和国的一代见证人!

那些未说尽的战地情书,

化作春雨,

浸润每株破土的新芽。

此刻,

请允许我们以晚辈的名义,

把勋章上的锈迹写成诗行,  

让授衔日的光,

永远照亮一个民族记忆的深井!

您们站立过的地方就是共和国复兴的大道!

2025年9月27日

          《勋章上的年轮》——致1955年9月27日授衔的先辈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这是爷爷的一位老兵一九八零年的回忆记录, 一九四五年八月,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八月十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为日寇投降的事宜,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命令:“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权派兵接收,进人占领”。“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坚决消灭。”八月十一日,贺龙同志向他所指挥的晋绥解放区各武装部队发出同样的命令:“向一切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投降。”当时,我正在绥蒙军区的骑兵旅,给旅政委王再兴当警卫员。从旅长康建民兴奋的脸色上,从政委轻快的脚步中,都可以看出,又要打大仗啦!首长们摊开地图在议论着什么,只见旅长在一条蚯蚓似的铁路拐弯处,用红铅笔划了二个圆圈儿,环靶似的城镇标志下,跃入人们服底的是两个字:集宁。政委以我旅的驻守处,把一条箭头直戳到集宁城下。而我们当时的账守处是刚刚配合苏蒙联军打下的商都城。      

“小喜子,收拾文件、地图,准备出发!”王政委操着陕米脂口音对我说。          

“以后叫大喜吧,我们胜利啦”康旅长打趣道,“日寇已发出乞降照会,我们到铁路沿线接收去!”            

“走!”一个绵绵细雨天,我骑兵旅像闪电一样,突然出现在集宁城下。驻集日军、警察署长、蒙疆银行的随员见大势已去,怆慌坐上闷葫芦(装煤的火车)西逃归绥;只有一部分实行“曲线救国”的伪军,暗中接受了国民党特务的“命令”,妄图就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抗拒我军的接收工作,还不识好歹地在城头七零八落地放着冷枪。我骑兵旅坚决执行朱德总司令关于“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应予坚决消灭”的命令,炮火猛攻,弹如雨泼;跃马挥刀,直杀上老虎山顶。不一会儿,城头抛下日寇的小太阳旗,伪军宣布投降。到此,平绥线上的重镇一集宁,首次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之中。            

在落日的余辉里,我跟随王再兴政委登上老虎山顶,一边清点敌伪丢弃的战略物资,一边用望远镜观察地形。这是我第一回领略集宁的雄姿:老虎山、卧龙山像铁钳一样,紧夹着它的南门,霸王河犹如钢链,从东,北两面紧扣在城下,平绥大动脉穿城而过,而城池又掩藏在山丘的凹处,俯明仰暗,易守难攻;南耕北牧,粮肉丰盈,真是名不虚传的战略要地呀!           

八月十四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八月十五日,集宁居民倾城出动,锣鼓声震天,秧歌舞翩迁,“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军民尽情地享受着抗战八年胜利后的欢乐······。

 

桃子该由谁摘?            

集宁回到人民的手中以后,绥蒙军区司令部、绥蒙政府就迁到了桥西北财政街的蒙疆银行大院内办公。军区的负责同志有张达志等,政府的负责同志有高克林,杨植霖等。在这些同志的具体领导下,组织恢复当地的农工生产和商业贸易工作,并做着以自卫战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准备工作。日寇投降后的一九四五年年底,国共两党在绥东及其周围摆下的阵势是这样的:张家口、集宁由我军占领,大同由阎锡山占领,归绥、包头由傅作义占领。傅作义以河套为基地,把兵力的前沿布署在和林、归绥、固阳、百灵庙一线;我军以张家口、张北、商都坝上地区作后盾,从左云、凉城、卓资、陶林、二连一线排开与傅作义对峙。傅将军在抗日战争初始,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下,还很有民族气节。他指挥的百灵庙战役,大煞日寇的威风,受到中外热爱和平的人们的赞扬。但是,傅将军最终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走上“曲线救国”的道路。蒋介石爬上蛾嵋山,手搭凉蓬,看日寇屠杀人民;而傅将军也躲在河套,脚踏青石,隔岸观火,直到后来当上了“华北剿匪总司令”……。     

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抗战八年,终于胜利了。蒋介石一担水也不浇,把手伸得老长要摘桃子,傅将军也学蒋介石的样子,走出河套来抢夺胜利果实。四五年八月,蒋介石电令国民党十二战区迅速沿平绥线东进,抢占包头,归绥、集宁、大同张家口。傅作义唯命是从,立即指令其三十五军副军长兼骑四师师长刘万春为先遣队,火速向东窜来。然而在这年秋天,我晋绥、绥蒙武装部队在贺龙同志的指下,针锋相对,沿平绥线向西挺进,从日寇手中收复了平缓线的丰镇、集宁。在卓资县遇上了抢夺胜利果实的国民党二十六师师长何文鼎,被我军打得抱头鼠窜,弃城西逃。我军又穷追猛打,直逼到归绥、包头城下。但是,归绥、包头这两只大桃子被傅作义抢去了。抢去归绥、包头还不满足,他又想从我们手中夺取集宁。因此,军事磨擦,武装冲突天天不断…。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栖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集宁,是我们的!                                              

一场遭遇战           

一九四六年元旦,我骑兵旅旅部正在陶林(现察右中旗旗所在地)。大家欢欢喜喜度过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佳节。大约在元月五日,旅部接到绥蒙军区的通知:请旅政委王再兴、一团的于副政委、绥北专员杨业鹏一起到集宁开会。那时,旅部还没有电话,也没有无线电收发报机。通知是由军区通讯连的战士骑马送到的。开会的日子定在元月十日。     

九日,是一个雪后的晴天。白皑皑的灰腾梁,闪着耀眼的银光。王、杨、于三位首长各带一名警卫、一名马伕,踏上雪路,缓缓地向集宁行进着。于副政委在前引路,王、杨随后并辔而行。都是气字轩昂,一路谈笑风生。我、于政委的警卫员小马,杨专员的警卫员李林镇,时而贴镫并行,时而前后照应,老马夫黄根山等三人在后压轴。西南风,不时送来王,杨二首长的笑语。他俩一会儿分析开会的内容,估计敌人乘国共谈判的时机,抢夺胜利果实的形势;一会儿谈得是生话锁事。听得王政委问杨专员。“这次到集宁能见到她啦,是军区的报务员吧?快喝喜酒了吧”杨专员轻轻向他坐骑甩了一鞭子,吃吃一笑向前跑去,三十多岁的汉子了,竟象个大姑娘!于副致委则紧锁双眉,很少说话,不时察看着前方的地形,任凭坐下的赤免马剧烈窜腾,马背上,他依然稳如磐石。就在我们一路谈笑,到集宁开会途中,旅部又接到了新的通知,大意是:傅(作义)军昨夜突然远程奔袭集宁,因敌我兵力悬殊,(为保存实力,歼灭敌人),我主动撤出集宁;原通知会期延迟,现令你旅速奔集宁外围,在马莲滩以西,狙击敌骑兵师进犯。旅长康建民看罢通知,双目微合,略一思索,便刚毅果断地向驻守在灰腾梁的白马连发出命令:火速援救王再兴政委等。同时布置全旅进击马莲滩…。这当儿,我们九人已走到霸王河边,下马休息片刻,整理军风纪,掸刷马鬃马尾的尘土,谁备进城开会。我们遇见一个羊倌,于副政委上前问:“老乡,前面有部队吗?”“有。”“什么样的部队?”那羊倌冷眼看了一下杨业鹏专员穿的日本黄马靴,头也不回地说:“和你们一样!”我们没有仔细理会羊倌的回答,上马继续南行。走到蒙古营,突然发现房上站着几个持枪的黄衣军人,有几个已经爬在屋脊后面,做卧射瞄准的姿式。于副政委在前面喊道,“哪一部份?”房上的人喝问,“你们哪一部份?”就在这一刹我们认出,他们是国民党的军队!于副政委没有回话,刷一下,勒马回头,王,杨二首长却闪到了最前边。我们三个警卫员同时打开大盖盒子枪,亮出机头,于副政委勒住马疆,等王、杨二位首长返回马头,急促地说:“前头跑,我做后卫!”敌人也看出我们是八路军,飞蝗似的子弹从我们的头顺掠过。我们跑出二百多米,闪到一个小土丘后边。杨专员折回头问我:“喜子,我的警卫员呢?”我一看,李林锁的马已经倒了。王政委向我下令:“快救小李!”         

此时尘士飞扬,敌人的骑兵向李林锁围扑过去,张牙舞爪地喊着:“抓活的!”只见小李依马而卧,沉者地用手枪迎击敌人。敌人只顾向李林锁冲扑,没想到我和小马已从侧面迂回过去。小马取下背上的四道环儿捷克式马枪,头一枪就撩倒跑在最前的敌人的马,第二枪把一个敌人打得栽下马来。敌人器张的气焰被压了下来。我的马一声长啸,像旋风似的冲到林锁跟前。我踢开左镫,喊声:“上!”小李一个箭步镫上空镫,翻身上马。小李上马的工夫,小马已把死马鞍上的被套揭起,卷放在他的胸前。因为被套里有杨专员的文件,它比什么都宝贵。小马带着文件在前面疾驰,我和林锁合骑一匹马在后面掩护,黄根山等在小土丘后用长枪迎击再次追来的敌人。猛然间,黄尘滚滚,杀声震天,一条白龙从灰腾梁飞了下来!我和林锁同时欢呼:“白—马一连一!”国民党军队看见白马连来了,吓得骨头都酥啦,哪敢再追我们,调头就往蒙古营钻。但是已经迟了,白马连分兵两路堵住了逃路。敌人全部下马投降。他们原来是傅作义偷袭我集宁后放在霸王河边的一个警戒排。                         

 

集宁,第二次回到人民手中          

人民得到的胜利果实,决不能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第二次解放集宁的背景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调解国共军事冲突。蒋介石为争取时间布置内战,在美帝国主义的授意下,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关于停止内战的要求,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和蒋介石国民党代表之间,共同商定了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这个协定规完,双方军队应从一月十三日午夜零时起,就各白位置上停止军事行动。并组成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到各战区进行具体调处。          

 傅作义就是在一月十三日前的八日晚九时,突然远程奔袭,从人民手中夺去了集宁。“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一月十三日前把集宁夺回来。这一场争夺战非同小可,是关系到绥蒙军区的存亡、缓东解放区存亡的大事。”这是旅首长向指战员做的战前动员,大家明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情绪都很高昂。成斗在十日下午三时打响。姚喆同志任前线指挥。二十七团等部队主攻集宁城,骑兵旅的任务:消灭集宁外围的援敌,减轻主力攻城的压力。当时骑兵旅有三个团,还有路北支队,陶林支队协同作战。晚上十点钟,由黄厚指挥的骑兵二团就把马莲滩西边的哈达图西山拿了下来,做了旅部的指挥所。敌人退却了十到二十华里。           

第二天,敌人从三面包围了旅指挥所占领的山头,我们由攻转守。一团绕到铁道南面,准备吃掉敌人指挥所前的一个主力团;三团插入敌阵的两座小山之间。三团的团长姓侯,副政委叫白炳勋,王再兴亲临三团协助指挥作战。没多久,就拿下敌人前边的小山,歼敌三百多名。还没来得及休息,敌人围上来两个团,一家伙把三团又打下来了。王再兴一看三团下来了,把狐皮帽,狐皮大衣统统甩掉,脱下马靴,换上便鞋,亲自带领警卫连往上冲,山沟里有我们的伤员,也有敌人藏在雪堆里的逃兵。政委对黄根山说,“你做我的警卫员,腾出小喜来第一个班进沟搜索。”接着命令我:“把枪枝都收回来,多抓活的!”           

我带一个班刚下到沟里,政委又叫号兵调我,我返上来向“首长还有什么指示?”他指着对面的山坡说:“白炳勋正带兵往那边冲呢,你看,他的后边被敌人兜住了,你上去把白副政委后边的敌人挡住!”      

“一定完成任务!”我敬个礼说。 “好,为咱们集宁外围战打出威风来。一打十,十打百,往上干,我在后边用轻机枪掩护你!”      

我带了十几个战士,都上了马,.一股劲往上冲,挡住了追白副政委的敌人。白副政委感到无后顾之忧,冲杀得更猛了!            

王再兴身边的号兵吹响了冲锋号!久经考验的战马,听到号声,不管前面是沟是壕,是水渠还是雪坑,一跃而过,象疾风闪电一样,向敌人勇猛冲去。           

攻上一座山坡,我的黄马突然四蹄腾空,肠子流了一地,白雪染成了红绫…。          

我含着眼泪,离开正在痛苦挣扎的战马,挥起战刀,向敌人冲了过去。我和一个敌兵扭打起来,他正要抓我武装带的一刹那,“啪”的一枪,敌人应声倒下去了,我抬头四下一瞅,土埂后边有一位战士向我挥手,“快卧倒”我爬过去感激地向他致谢:“同志,是你打的?”他点点头。我看见他的一条腿已经断了,连忙从衬衣上撕下一块布替他包扎好,说:“你在这儿隐藏好,待一会来抬你,你把长枪给我!”正在这时,呼啦一下,又上来三个敌人,我不能要他的长枪了,他是伤员,没有长枪自卫更危险。我说声“给你”就拔出手枪迎战,只听“叭、叭”两枪,两个敌人应声倒下,那一位伤员就此无声无息了。这时候,一个大个子敌兵趁我回头向那位伤员张望的时候,突然从背后后把我抱住。一下子把我捺倒了,地上有雪,我顺势一滚,又把他压在了我的身下,我用右手揪住他的领子,抽出左拳向他的鼻梁猛击,那家伙鬼诈,把头一偏,我击空了,他顺势咬住我左手的食指我用右拳一捺他的咽喉,他张开了嘴,松开了我的食指,但是指头皮已被他啃掉了一块,鲜血糊了他满脸。(至今,我的食指上还有一道伤痕。)我正要举拳结果他的性命,他说话了:“兄弟,平日无冤,素日无仇,松开手,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说:“你先撒手。”他一松手,我乘势抽出他的皮带,把他捆了起来,说:“兄弟,对不起,先委曲一会,打完仗,放你!”我跃起身来,又劈开一条血路,往上冲。一上坡,遇见了三团的侯团长。侯团长上身脱的只剩下一件衬衣,汗水淋淋,眼也杀红了!一看是我,便操着陕北口音骂:“妈的,你把王政委扔到哪儿去啦?!”我忙说:“报告侯团长,是政委命令我们来支援你的!”“回去!告诉政委,我姓侯的活着,就丢不了阵地!”他阔额剑眉,宽肩长臂,满脸豪气,又大声喊:“我命令你:回去保卫政委!我不敢不服从命令。我捉了一匹敌人的散马,穿沟跑了二里,碰上了政委。他劈头就问:“为啥逃回来了?”“是侯团长命令我回来保护你”接着我把侯团长的英雄气魄描述了一番。政委听了以后,拔出铅笔在马鞍上唰唰写了一个纸“现在你已经不是警卫员了,我任命你为连长。这里有四十名战条:“去,给侯团长,天黑前必须把敌人打下去!”又对我说:去!带去,随侯团长打!”我带兵又冲到侯团长跟前,递上纸条:“政委命令我,带个连交给你,我是连长,听从你的指挥,往哪儿打?”侯团长看完纸系说:“随后机动,准备好,把马刀在马镫上磨磨!再看哪儿有吃的,就吃上点!          

干山头,哪有吃的,再说也顾不上吃。又一次冲锋开始了。我们身后的炮兵已把敌人指挥所的马棚子炸开了,战马像山洪滚下来似的,满山遍野的跑,侯团长发话:“我用着你们连啦,照马棚子冲,冲进去就是胜利!”花马连也从侧翼冲上来了,我们两个连向国民党的师指挥部冲,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手挥战刀就砍。黄厚的二团也压过来了,杀得真痛快天黑前,把敌人打退。第二天下午四点,哈达图山战役胜利结束。第三天上午十时,绕过铁路南的一团把白石灰山也攻下来了。此刻,二十七团也攻进城里,继而拿下了老虎山、卧龙山。城外敌人的两个师溃退,城内的一个师全歼。那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时。丢失了三天的集宁,第二次回到人民手中。                      

 

“三人谈判小组”的飞机来了           

集宁城,人流满街。秧歌舞、霸王鞭、唱呀、跳呀,欢庆第二次解放。宰猪杀羊,蒸糕压粉,到处是慰问解放军的妇女儿童。清扫街道,修补城门,站岗放哨,城里城外尽是民兵和子弟兵忙乱的身影。这里,好象没有发生过昨天的战争。人们,互相探听着,国民党的飞机什么时候要到?他们来集宁搞什么鬼名堂?           

 一月十三日上午,一架灰色的、秃鹭一般怪模样的飞机落到了集宁机场(现在乌兰察布军分区大院)。运来一部电台、一辆吉普和先遣工作人员。           

一天,王再兴政委对我说:“美、蒋代表就要来了。我也去参加谈判,你还得跟我去。”他还告诉我,前几天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并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调处执行部下面还有好多谈判小组,如张家口小组、集宁小组等,每个小分组都有美、蒋、我三方的代表。            

集宁谈判组美、蒋代表的名字我记不请了,只记得我方代表有王再兴、章汉夫、鲁志浩、白炳勋,还有一位刘处长,共十名。我方提供的工作人员近百名,招待员都是师团的于事和政工人员担任,一律换成细布新灰制服。咱们没有高级厨师,调来北马桥街东升园饭馆的厨师和九龙街口春花饭庄的一个地下党员。谈判小组的驻地设在桥西北二马路的西大院,把美方代表安排在正房,国民党代表住东房,我们的代表住西房。欢事员、勤杂人员住在东大院。          

谈判之前,我方工作人员内部先开了几次会。我们没见过美国人,国民党人员倒经常见,也不止一次地亲手和他们较量过。我们的思想搞不通,不愿意侍侯美、蒋的代表。八年抗战,他们有的上了蛾媚山,有的进了后套,现在来摘桃子来了,还待候他?美国代表,名为调停,实则和蒋介石一个鼻孔出气,没见面就非常恨他们。        

另外,我们这些小青年,缺乏对政治谈判的常识。觉得有什么好谈的呢?和他打就是啦,多痛快!他们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只不过是缓兵之计,干脆不要磨那嘴皮子。八路军讲实际的,就和他打!把日本鬼子都打跑了,还打不跑国民党!      

首长们做了好多思想工作,我们才懂得,桌子上的动嘴和战场上的动手,都是革命的需要。美、蒋的代表来了。西大院升起了国际旗,记得这旗子是兰地、黄白相间的几条道道。           

国民党来了个上校正代表,两道杠,三个花儿,还有副代表,也是十来个,美国的正代表也是上校,共七人。      

谈判的内容,主要是划地盘。哪个县、哪座山、哪道水归国民党;哪个县、哪座山、哪道水归共产党。         

开头就谈集宁。国民党代表说,集宁是国民党占的,有年月日、有照片。我们的代表说,集宁是我们占的,也有年月日、照片和各种证据材料。日寇投降就是八路军接收的,一直到现在。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召开群众调查会。有一天,在北大庙(现在的集宁长途汽车站附近)开大会,集宁的群众代表踊跃发言,一致证明,姚喆司令员一天也没离开过集宁,从来没见过国民党的军队。美蒋代表干气没说的,在集宁这场斗争上失败了。         

我在院里站岗,能听到会议室谈判的情况。政治谈判真比打仗艰苦激烈,只不过听不到枪炮声罢了。首长们讲起来,倒一杯水都顾不上喝,燃着的烟都忘了吸,一个字都不让,句句都推敲,寸土不让,寸土必争。      

王再兴,章汉夫常在桌子上讲,鲁志浩常和美蒋代表到外边实地调查。我们的代表整夜整夜地拉住窗帘看文件,翻地图,美,蒋代表有时也是通宵不睡觉。他们在谈判桌上不讲理,他们的军队也在外面尽捣乱。卓资、和林附近,敌人常偷袭我们的占领区,反而污赖我们破坏停战协定,明明咱捉住了他们的人,他们不承认,说那是士匪,有时,他们捉住土匪,换上我军的服装,硬说是解放军的人。天天发生磨擦。          

从这样复杂激烈的斗争中,我门工作人员真正懂得了政始谈判的重要性。                   

 

假和平,真内战         

到一九四六年夏天,全国的形势是这样的:在选行所谓调处期间,马歇尔便用各种诡计首先在东北,后来又在华北、华东、华中协助国民党军进犯我解放区,并积极训练和装备国民党军队,供给蒋介石大量的军火和其他作战物资。到六月,我已将国民党正规军总兵力(大约二百万人)的百分之八十调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其中有五十四万多人是美国武装部队直接用军舰、飞机帮助运送的。蒋介石在布置就绪之后,即于七月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在绥远的傅作义也紧锣密鼓配合蒋介石的总动员,向绥东、绥北、绥南解放区发起进攻。这是我们在谈判驻地的工作人员,陆续听首长们讲形势的总记忆。集宁的情形是全国总形势的一个缩影。           

六月初,蒋介石的中统、军统特务,傅作义的特工人员,在集宁猛增。有时,他们明目张胆地抓我方工作人员,妄图搜集活材料;有时,假意绑架他们的谈判工作人员,为得是造谣破坏,说什么“我们的人失踪啦,你们给找!”所以,这个时期警戒特别严。有一天晚上,我跟我方的陈翻译准备进浴室洗澡,只穿了背心和短裤,忽听大门嘎吱一声,但门上的电铃没响,怪了。我跑进宿舍提枪返到大门外一看,哨兵不见了!仔细一听,远处路上有“吱一吱一”的响声,好象是拖拉什么东西磨擦地皮的声音。不好,我们的小哨兵被特务拖走了!“骗”我冲天鸣了一枪,通知带岗的班长:出事了!接若我就寻声向前追去,啪—啪—我又放了两枪,前头跑了一个黑影,路上留下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我一模,果然是我们的哨兵,脖子被勒破了皮,但还有气。“先追敌人!”我拿定了主意。那黑影顺北三马路往北跑了。我追至(现在乌盟木材公司大院)马路尽头大泥坑前,整个黑影不见了。前边有个小木桥,我站在桥上分析,这家伙可能钻在桥下,便喝喊一声:“出来!”话音未落,桥下“啪”的放了一枪,我“啪!啪”两枪,那家伙把头缩了回去,却把脚露在小桥的另一侧,我俯身用力一拉,捉住了,此时,带班的和其他警卫也追上来了。他们问:“活的?”我说:“活的”我正要往起站,可是一个趔趄又坐下了。带班的捆住特务,过来扶我,“呀!你负伤了?”这一说,我才觉得疼,一条腿象触了电,唰地麻上了心窝。           

把我和小哨兵一同送到桥东的军医院,还好,他没负重伤,我没伤着骨头。包扎好又都回到“谈判大院”,向美蒋代表提出抗议,他们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搭拉下脑袋。      

我们一审那特务,他供认:上司派他来炸毁美方电台的发电机和汽车,然后妄想把罪责栽到我们头上。           

又一天晚上,我们四个警卫员护送王再兴政委和国民党上校代表去桥东看戏。走到桥口,看见道叉东边的水泥石桩前有两个黑影。“什么人?”我和小杨往前一蹿喝问。政委和国民党上校放慢了脚步。“啪”的就是一枪,子弹“吱”一声从我和政委的头顶上飞过去。“砰、砰,砰,”我和小杨同时向黑影还击。我们的游动哨闻声赶来,抓住了那家伙,当着上校的面一审,那家伙供认他就是国民党的特务。任务是:专门伏击谈判代表,打倒哪一方的都可以,都可借机造谣,破坏谈判。根据特务的供词,我们在国粉公司(现在集宁第七供粮站院)搜出一窝子特务,都是来搜集情报和破坏谈判的。情祝越来越紧,谈不下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很明显了,我方的部队地在调动。看来,非打一仗不行啦。

 

恶战,六天六夜           

蒋介石借和谈之机,把发动内战的兵力布置就绪。一九四年八月十日,美国特使马歇尔和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就放手让蒋介石打内战了。      

在集宁、张家口的谈判小组都已停顿了工作,但美,表的代表还不撒走,实际上成了蒋介石打内战的参谋部。           敌人手里已经拿起刀,我们也只好照敌人的办法做,拿起刀来。      

这一年的公历十月中旬,农历的中秋节前后,集宁,已经成为敌我双方地图上、电报中的中心议题。虽然天高气爽,但是火药味达到了饱和,呛得人们透不过气来。傅作义的两个整军和杂牌部队,象蝗虫一样,遮天盖绝地的从托县、归绥、武川一线向绥东飞来,又不分昼夜在集宁四周蠕动。           

我们的兵力也大,城外有三个纵队,骑兵旅,后来又调来了三五八旅。城内有二十七团、九团防守。农历八月十四这天,集宁这个“大火药库”终于爆炸了。城内及老虎山、卧龙山、铁军山、黑脑包(福寿岗)是我军,我军的周围是敌军,敌军的背后又是我军,我军后边又是敌军,敌军背后又有我军,一共包围了八层。由集宁向西一接一层,延续到卓资山,旗下营。           

我军的任务是厄守集宁,而敌军的口号是进集宁城,过八月十王虽然两军已经对磊,但毕竟敌我兵力悬殊较大。我们的战略方针依然是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和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城池尽力去守,宁不住就撒。        

下午四点多,敌军开始用火力侦察试探城里的虚实了,小股的骑兵和步兵也象瞎蜢似的往城西南、西北直闯,但都被顶了回去。乌云笼罩了刚刚升起的明月,硝烟弥漫着集宁城头。所有的马路都用土麻袋筑起了街垒,护城河中栽上了削尖的木签。居民们帮助解放军把院墙掏通,把屋壁凿穿。运送弹药,提水送饭,前院穿后院,左邻串右舍,不必在街上行走。农历十四日,敌军断断续续攻了一夜,未能进得城来。           

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天,敌人的火力攻得猛了,天上有七架敌机轮番扫射和投弹,地面的重炮也在轰击西南的城墙。奇怪的是,敌机轰炸的目标很准:桥西是城防司令部,桥东是卫生部和供给部。原来有特务把镜子和红布放在了这些要害部门附近的房上。在桥西抓住三个特务,身上都带有圆镜和十几丈红布,桥东抓住四个,也都有这些东西。我们严密搜查和监视敌特的活动,地面没有反光信号了,敌机的目标就不准确了。后来就瞎轰炸,有许多炸弹投到了敌军的人群中。再说谈判小组的大院,虽有“国际旗”插在院中,按规定双方都不准往此院发射炮弹,但是天天有敌军的炮弹往里落。我方天天向美蒋代表提抗议。美蒋代表听之任之,不阻止不过问,我军也学他们的样子向“国际旗”击炮。轰了他,还向他提抗议。有一颗弹炮落在院中,正好把美国的副代表炸伤了,吓得那些洋人都躺在地炉子的灰坑里,出也不敢出来。我方的王再兴、鲁志浩等早已撒出,只留章汉夫坚持工作,实际上也是监视美蒋代表的活动。我们都走了的话,一来在政治上要输一着,二来就便宜了他们,他们更可以为所欲为。           

拉锯战打了四天四夜。白天敌人进来,晚上被我们打了出去。最恶的战斗是农历八月十七、十八。敌军在铁军山、卧龙山一带连续攻击。攻上来一批,打下去一批,敌人的逃兵到处都是。后来,敌军指挥官命令:用麻绳子把那些怕死的逃兵栓住,成四路纵队链在一起,一列方阵、一列方阵地往上冲。我军用轻机枪扫,用手榴弹炸,敌人一片一片往下倒,死的、伤的、活的都跑不了,因为用绳子链的哩!没死的只好藏在死了的身下,等晚上解开绳子跑。敌军在冲锋时,后边还有执法队,手提卡宾枪监视着前边的送死鬼,只准往前冲,不准往后退,谁往后退,执法队马上就把谁干掉。敌机的投弹声和我军的大炮声响成一片,就象冬天刮大风一样,轻重机枪和步枪声根本分不出来,只听得一片炒黄豆般的声音。集宁成了火海,到了夜晚,照明弹、信号弹、炮火的强光、燃着的汽车、房屋,把这座城市照得如同白昼。我们英勇顽强的战士,几天几夜没睡觉了,全都爬在掩体里互相替换着打,你打他休息,他打你休息。同志们累极了,老乡们送来的月饼、西瓜、水果很多,就是累得吃不进去,咬一口月饼没咽到嗓窝,就呼呼地打开鼾声了。巷战开始了。短兵相接,刺刀格斗。连拉手榴弹导火线的功夫都没有,只能握在手里象捣蒜槌子似的往敌人头上砸;连拉枪拴、上子弹的时间都没有,象操着棍棒一样往敌人身上戳。扭在一起,滚在一起,敌人咀里咬着我们战士的耳朵,我们战士的指头插在敌人的眼里…。激战了六天六夜,农历八月十九日,我军主动撤出集宁。歼灭敌人约一个整军,生俘一批敌军官兵,其中有二十六名美国军事顾问。傅作义虽然得到了一座城,但是,他损兵折将,大伤元气,为他二年以后的彻底失败打下了基础。根据党中央的全局战略部署,我绥东武装部队回到朔县、左云一带进行整训。                     

 

 谈判小组怎么样了?          

我方留守代表章汉夫被敌人扣住了,但是我们把张家口小组的美蒋代表也扣住了。敌人无计可施,只好同意在大同孤山车站交换双方代表,章汉夫及随行人员安然无恙地回到晋西北解放区。           

我跟着王再兴、姚司令员,直到老虎山战役结束才离开集宁。一步一回首,望着我们战斗过的地方,望着战友们流血牺牲的山岗,小巷,我攥紧拳头,在心里发誓:集宁,我一定要将来解放你,建设你!                  

 

集宁,解放的时候到了           

向摘桃子的人算账的日子终于盼到了。一九四八年秋天,贺龙同志给晋绥、绥蒙武装部队团以上干部讲话:“…东北、华北、西北各战场都要向蒋管区进攻,绥蒙部队要打回绥远去!”一听说要打回绥远去,大家高兴极了!我们骑兵旅在左云开了誓师大会。各团、营、连、排都开挑应战会,申请书、挑战书象雪片一样飞到了各级指挥员的办公室。“七一”剧社为战士们演《白毛女》等戏;战士们回班又搞忆苦思甜活动。我一边看着《白毛女》中的杨白劳,一边思念我那年迈的爹爹,看到大春参军,又想起我那苦难的童年。我的原籍在绥远土默特川的大黑河畔,叫二道河村,民国十八年绥远遭年限,二道河村被大黑河刮掉一半。穷得过不去,爹用一头毛驴两只篓,一边装的姐姐,一边装的哥哥,妈妈背着我柱着拐棍跟在后边,搬到了武川的官庄子,那时我才两岁。我们一家住在富户张德子的场房里,靠爹爹当长工糊口度日。爹爹有一年冬天上山打柴滚了坡,摔坏了手脚,病在炕上,五斗荞麦把姐姐卖了……。           

一九三九年,我已经十二岁了,听来家串门儿的老汉对爹说“大青山来了八路军,打起仗来,刀枪不入,能飞檐走壁,”我和哥哥趴在炕沿上问爹:“真的?”爹说:“甭多咀。”以后又听说有个救穷人的共产党,八路军就归他管。我和哥哥割草的时候常说,咱去看看那个共产党长的什么模样,一定比爹爹又高又大。我十五岁那年,正是四二年,我们村真的来了八路军!一个大个穿灰军装的人摸着我的头问:“你们弟兄俩上过学没有?”我听不懂问啥,哥哥说只上过山。那人笑了。我问:“管你们的共产党有多高?”那人说:“共产党不止一个人,可多啦,领头的叫毛泽东!”后来才知道他叫任建民,是个科长。以后又来了个细高个,正是杨业鹏。我就跟着杨业鹏、任建民当了八路军…。我思念着故乡,思念着老爹爹,又回想起离开集宁的那一天。今天,真的要打回绥远去,而我们旅的任务正是解放集宁,乐得我连觉都睡不着了。四八年我已担任了二十二师骑兵侦察连的连长,副连长叫白广兴(现在丰镇)。结合忆苦活动,我们每天练习投弹、射击、化装等侦察技术。别的步兵也练习爬云梯、甩炸药包、劈刺、格斗等基本功。历史也真有绝妙的安排,恰好是四八年的农历八月十九,是二年前我们离开集宁的那个日子,早晨六点钟,嘹亮的号声响彻左云城的上空,我们要出发北上打集宁去了。                     

 

最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在贺龙同志的办公室。一张大地图从拉开的帷幕中闪出,这里正导演一场威武雄壮的革命“武剧”。二十二师攻打集宁,其六十四团为主力团,绕开丰镇,直奔三岔口,切断敌人西退之路,其六十五团,六十六团跟进;二十三师与二十二师齐头并进,但东折奔袭红砂坝,敌人分割于丰、集两地,然后分进合击,从四面包围集宁。骑兵旅远途奔袭玫瑰营,挡住集宁东边敌骑五旅的增援。      

农历八月二十三日,总攻开始。          

二十二师的先头部队一天一夜摸到三岔口,把铁路桥炸断,敌人西逃无望龟缩在集宁。集宁敌指挥部命令丰镇的守军向集中靠拢。七辆铁甲车走到红砂坝就被我二十三师的七团包剿;我军只派两个营威逼丰镇,丰镇不攻自破。敌指挥部又命令玫瑰营袭我背后,不料敌骑五旅早被我骑兵旅击遗,反恳求集宁守军援助,集宁守军不敢露头,只好等待毙命。           

集宁的历次战役,守城者必守龙、虎二山,山在城亦在。四八年这次,国民党的守军又把龙,虎二山的西南面做为防守要地,派重兵把守。我军却改变了战术,避重就轻,把北面做为主攻点,榆树湾——龙虎二山的前沿,只做佯攻的架势,以便引准敌军主力,我好以后路剿进。担任佯攻任务的是我军第十二旅,从东南的毛不浪和南面的榆树湾、黄家梁发起攻击,敌人正在南面招架的时候,我二十二师六十四团已打开北交通门,直夺火车站,象一把尖刀从屁股插进敌人的肚里,把整个集宁切割成桥东桥西两瓣一包围圈儿又缩小了一层。           

 

包围圈儿内的敌人究竟有多少?           

我带了一个侦察班化装进了城。我们都换上了国民党军服:我扮少校,文武双全的林清(大同人)装上尉,多谋善断的刘多友(商都人)做少尉。深夜一点钟摸到面粉公司大门口附近。在圪料街巷口,从敌人的问答中,听到了后半夜的口令“卧——龙!”      

于是,我们大摇大摆地向面粉公司大门走去,正好从门里走出一个人,由门岗对他的礼仪看出,是个当官的,这时此人已经看见了我们三人。对方急问:“口令!”      

我走在前边:“卧!” 对方回令:“龙!”这样,对上号了。然后他又问:“哪一部份?”我答:“搜索队!”并哈哈一笑:“一家子!”我们返问,他答:“保安旅的。” 他走过来,想探问解放军的情况:“你们看保住保不住?”这时,龙、虎二山和东门外的枪声不住气地响着,一颗照明弹从我们的头顶划过,我们才看清他是个上尉。我给刘多友一使眼色,一条套绳早搭在这上尉的脖子上,不等他喊出声,林清把手绢添进了他的口里。我把他的手反捆住,用手枪戳了他一下,乖乖跟我们走了。          

交团指挥所一审,了解到:敌指挥所在老虎山,桥东、桥西各一个团,电灯公司、面粉公司、车站、邮电局各有一个营重点防守。我们的指挥部发出命令:六十六团攻铁军山(现在集宁一中附近),山炮从西部,北部直摧集宁南门,二十三师的七团、九团攻电灯公司,八团攻车站水塔,五团和六团攻面粉公司。那时的集宁,四面有又高又厚的城墙,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南北门的旁边还有交通门,专供火车出进。我军战士英勇果断,逢城墙,搭云梯上,遇城门,用炸药包轰。守城敌军成了一只破瓮中的活鳖,被我们潮水般涌进的战士,切割成几个小块儿。“冲啊1”“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在猛烈的炮火声中,在威严的冲杀声中,敌人整营,整营、整连、整连地举手投降。           

包围圈更加缩小。城里,只留下车站水塔和电灯公司了。城外,龙、虎二山已摇摇欲坠。      

水塔,集宁人叫它大电棒,因从外形看,很像手电筒。塔顶,敌军手里有一挺水压机枪、三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火力很重,又是居高临下,我战士很难接近;塔根,四周有用土麻袋围的堡垒,五挺轻机枪向四周幅射着火焰。我军首先用“八二”炮、迫击炮,把塔根的土麻袋打掉,敌人一个连被炸死八成,其余纷纷举白旗投降。搭顶的机枪只能封锁远距离的我军战士,靠近塔身它已不起作用。我战士攻到塔底,用轻量炸药包震撼水塔,敌已慌神,远处我特等机枪手从四面仰射塔顶,压得敌人抬不起头。加上我军的政治攻势,敌人终于停止了射击,象土耗子似的从水塔里滚出来投降了…。     

一部分敌人还凭借电灯公司(旧发电厂)的砖墙、电网,和院四角的堡垒负隅顽抗,这是敌人最后的一个据点。二十三师八团三营攻进师范学校(现集宁四中)大院,仅与电厂一墙之隔。我战士的手榴弹像小燕子似的飞进了电厂,在困兽群中开了花,我们的爆破组匍匐前进,把三十公斤的炸药包,放在安小木轱辘的架子上,推到碉堡根底,只听一声巨响,碉堡开了花,尸体飞上了天,然后一个一个地摔在地上,横七竖八躺下半院。下午五时,电厂战斗结束。           

老虎山战斗,也已进入尾声。我军以炸药包为主,一个接一个地摧毁了敌人的地表工事。二十二师在南,二十三师在北,两头夹攻。山坡上有环山壕沟,敌人隐蔽在沟里,顽固抵抗。我战士发挥聪明才智,把手榴弹装在小石灰布袋里,再放上些辣椒面,扔到壕沟里一炸,敌人死的死了,死不了的睁不开眼,出不上气。对暗堡里顽抗的敌人,也是这种待遇…。第二天上午十时,老虎山战斗结束,卧龙山敌人遗退。红旗,高高地飘上了老虎山的顶端,到此,集宁全城解放!    

这次解放集宁,俘虏敌人七千多,有师团级人员及城防司令,还有集宁县县长。缴获汽车二百多辆,大批枪枝弹药,军用面粉,棉布不计其数,打下集宁,为解放绥东和整个绥远省,打开了通道。           

一个月以后,我军以风卷残云之势,攻下陶林、卓资、凉城、和林等重镇,只给傅作义留下归绥和包头两座城。我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很替傅将军懊悔。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四六年离开谈判桌的那些代表先生,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和我们讨论北京问题、绥远问题,以至傅将军统帅的所有将官和士兵的出路问题。可喜的是傅将军还有点爱国之心。在他的心腹部队三十五军于新保安全军覆没以后,接着张家口丢失,傅将军踟蹰再三,终于选择了光明道路。于是派他的代表周北峰、王克俊等先生,开始同我聂荣臻将军、叶剑英将军接触谈判,使北平得到和平解放。           

一九四九年三月,傅将军又派周北峰、阎又文先生同我党代表李井泉、潘纪文同志商定了《绥远和平起议协议》草案,同年五月二十八日,在正式协议上签字,地址在北平。参加签字者,傅方有:傅作义、周北峰、王克俊、康保安等;我方有:董必武、薄一波、张友渔等。九月十九日,绥远和平起义。这多好啊,减少了多少牺牲和损失!后来在一次传达报告中听说:四九年傅作义将军到石家庄拜会毛泽东主席时说:“半生戌马,罪恶不小。”毛泽东主席说:“和平解放北平,你功劳很大。”我想,加上绥远和平起义,功劳更大了。爱国不分先后,功劳随时可立。           

听说绥远和平起义时,有几位同傅作义将军共事多年的先生,(有的参加过集宁战役),竞一时糊涂,从归绥取道兰州,返抵南京,复转往台湾,甚至流落异国他乡。那就更替他们懊悔了!归来吧,欢迎你们!回来看看你们曾经生活过的北京、呼和浩特、集宁。


《勋章上的年轮》——致1955年9月27日授衔的先辈

《勋章上的年轮》——致1955年9月27日授衔的先辈


《勋章上的年轮》——致1955年9月27日授衔的先辈

        

王再兴1914年4月—1965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陕西省米脂县人。192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前曾担任米脂县三民二中团支部书记,榆林陕西省立第六中学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横山县团委书记,吉鸿昌副官,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红五支队政委,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第一团政委,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二营副营长、教导员,大(同)怀(仁)左(云)抗日游击大队政委,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十二支队第三十四大队政委,绥德保安四团政委,中共绥中地委书记兼大青山骑兵旅政委,绥蒙军区绥中军分区政委,军事调处执行部绥远集宁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绥蒙骑兵旅政委、第四(陇东)军分区副政委,中共庆阳地委书记,晋察冀军区第十一旅政委,第一野战军骑兵第二师政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甘肃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5年5月20日,王再兴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51岁。 


                                                     (编辑 张霞)

 来源:人民艺术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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